第一章

阿尔伯特不情愿地回到了柏林，回到了他在舍内贝格区的住所。假如一切照计划进行，他此刻正在罗马大学学习艺术史和意大利语言文学呢。但他现在不在罗马。他不在，那两个跟他一起去意大利的同学也不在。他们本来打算先到佩鲁贾，学学意大利语，再去罗马，找好住处，然后到大学里注册。在佩鲁贾倒没遇到什么麻烦，他们很快就在离大教堂广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住处，外国人大学的语言班效果也不错。只要事先下点功夫，你就能在短时间内学会足够的意大利语，用来跟人交流，再尝试着读一点初级读物。接下来就只是时间和勤奋的问题了。他很用功，两个同学也一样，没过几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坐在大教堂的广场上，怡然自得地读读意大利语报纸，最好是《宣言报》或是《团结报》，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晚上再到大学生电影院去看看原文的帕索里尼（帕索里尼（1922—1975），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的《乞丐》，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

周末，他们到处游玩，去了阿西西、托迪、乌尔比诺，到特拉西梅诺湖（阿西西、托迪、乌尔比诺均为意大利的城市。特拉西梅诺湖是意大利半岛最大的湖）去游泳，尽可能地跟当地人搭讪。一切都很顺利，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在学习，幻想着不但可以学会一门新的语言，还能学会另一种生活方式。暑期语言班结束时，他们觉得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了，卖弄着意大利语中那些套话，掌握了形形色色的当地典型的手语，互相打招呼的时候说“ciao”（意大利语。熟人之间袁示问候或告别时用语，意为“你好”或“再见”）。

现在到了征服罗马的时候了。他们三人打算合伙在老城区租一所房子，最好是在鲜花广场附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罗马所没有的，那就是在老城区的空房子。鲜花广场附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原想到滨河路去住也可以，可是也没有，阿尔伯特愿意去的万神殿附近地区也没有。还在佩鲁贾商量今后的住处的时候，阿尔伯特就说，“最好在万神殿附近。”不过，他又加上一句，他觉得鲜花广场也不错，但斯台凡坚持要住在滨河路，因为费里尼（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拍的一部电影曾以滨河路为外景，而且这里被视为颇有民族风味的文化区、艺术区。“那就滨河路吧，”阿尔伯特让步了，并没注意到，他把这个地名说错了，重音放在了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为了解决头几天的住宿问题，他们住进了鲜花广场和埃马努埃莱二世大街之间的弗洛拉旅馆。他们要了一个三人间，身上的钱刚好付得起。然后他们开始找房子，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件事，在罗马，只要你愿意，又能把几个亿里拉拍在桌子上，那么你可以毫不费事地买下一所房子来，要租房子可不行，更不要提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了。

“还是到城外试试吧，”经纪人建议，“弗罗西诺内大概可以。”他们不知道弗罗西诺内在哪儿，总归不在万神殿或是鲜花广场附近吧。经纪人迟疑了一会儿，说弗罗西诺内要远得多，离罗马六十公里。“那我们还不如去阿布鲁岑（弗兰克指的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阿布鲁佐，他将这个地名说错了）呢。”弗兰克向经纪人回敬道。这位经纪人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证书，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曾授予他骑士级劳动勋章，所以他相当重视弗兰克的意见，拿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他们住到阿奎拉去。“在阿奎拉住，”他说，“在罗马上学。”看他说话的样子，好像刚从所有可行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最佳方案，好比中午吃鱼子酱，晚上吃牡蛎。经纪人又说，在乡下和大城市之间两头跑的又不是只有他们。据他所知，大部分罗马人并不住在罗马，只有买得起房子的人才住在罗马，或者是那些手中有古老的租房合约的人，那合约签于加利波第（加利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时代，租金是那时候就定下的。这些人顶有福气，他们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住在大富翁才住得起的房子里。他认识一些人，只花几个小钱，便可以高坐在罗马最漂亮的顶屋露台上。每月花上十八万里拉，天天望着七座山丘，尽管他们身无余财，甚至没有固定的收入，却能够看到夕阳下熠熠闪光的彼得教堂，和披着朝霞的普罗密尼（普罗密尼1599—1677. 意大利建筑师）风格的圣阿涅丝教堂。“饭都没得吃，却可以拿普罗密尼当早餐，”经纪人说，“这就是罗马。”

“原来这就是罗马呀，”弗兰克跟着说，决定回柏林去。不见得非得在罗马学意大利语言文学啊，也可以在柏林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嘛。在莫阿比特住，在达勒姆上学。与朋友的分离增加了斯台凡和阿尔伯特的开支，他俩要分摊三人间的房钱。他们愿意招一个陌生人住进来。“同意，”当旅馆老板来问他们的时候，斯台凡这样说，“可不要德国人。”这事关乎面子，他们不想跟德国游客合住。旅馆老板给他们房里安插了一个客人，梳着马尾辫，自称帕布洛。他是柏林人，说得具体点儿是夏洛滕堡人。帕布洛不但生活在夏洛滕堡，还是在那儿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上的学。他在康德街上有家酒馆，在萨维尼广场有家亚洲商店。他刚刚把酒馆卖了出去，商店这会儿由他的女朋友经营，因为他要做别的生意，他就是为了这些生意跑到罗马来的，还要去西班牙，再去摩洛哥。

阿尔伯特问帕布洛在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和摩洛哥做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几种生意。这个回答虽然有点神秘，却也不难猜到，大概帕布洛跟毒品走私有关系。果不其然，就在第二天夜里，警察到他们的房间来搜查，六个警察将阿尔伯特、斯台凡和帕布洛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穿着睡衣被押到外面，送上囚车。他们都被用手铐铐在长椅上，只能透过囚车的铁窗看看鲜花广场的风景。这景观对阿尔伯特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新鲜得差点让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同时体内感到沉重而恐惧的一击，胸和肺被重重地挤迫着，窒息般的恐慌蔓延开来。斯台凡显得镇静一点，帕布洛的样子则近于淡然了。他们三个不准交谈，嘴唇刚动了动，就被看管他们的警官用一声不会弄不明白的“Zitto ！”（意大利语，意为“安静！）打断了。

他们只好沉默着，阿尔伯特向囚车外面观察罗马的夜生活。他看见一群衣冠楚楚的罗马人高声谈笑着，似乎刚从饭馆出来；他看见一群红男绿女站在一家餐厅外面，它有个朴素的名字，叫维诺台卡（“维诺台卡”（vinoteca）在意大利语中即为酒馆之意），在这深夜时分依旧顾客盈门；他看见法尔内塞电影院的橱窗，刚刚放过帕索里尼的《索多姆120 天》；他看到弗洛拉的正对面就是太阳旅馆，他们原想到那儿去住，却没有去试一试，因为门口挂了一个纸牌子，上面有手写的“客满”。他的脑袋略微向前探探，还看到了广场中央的布鲁诺纪念碑。他们曾在纪念碑脚下坐过几次。基座上有彩色的喷涂字样，写的是“红劳洛”，格外显眼，大概是一种沙拉的意思。但这并没有妨碍阿尔伯特先想起吉娜·劳洛勃里吉达，后又想起克劳迪娅·卡迪纳尔（吉娜·劳洛勃里吉达（1927- 一），克劳遣娅·卡迪纳尔（1939一），均为意大利女演员），比起吉娜，克劳迪娅更可以算得上他最喜欢的明星。想着女明星那迷人的面孔，他刚刚有点沉醉，警察一声“你好呀，美人（原文为意大利语）”，打断了他的思绪。

警察跳起来，下了车，跟一个女人说了几句话，刚才那声“美人（原文为意大利语）”一定指的就是她喽。他走回来，指指帕布洛，很不客气地说：“过来！跟我们走！（同上）”帕布洛下了车，跟着警察走了。阿尔伯特看见他俩坐到一辆闪着蓝灯的大型轿车的后座上，车开走了。这时候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了，有一瞬间，阿尔伯特想到，也许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逃跑。但是他立即抛开了这个念头，毕竟他们的护照已经被收走了。何况这会儿那个前面提到过的“美人”上了车，在他们对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她是女警察——是阿尔伯特看见过的最漂亮的女警察，是身穿黑色皮警服、梳短发的克劳迪娅·卡迪纳尔。若不是制服和短发，她活生生就是早年的卡迪纳尔。《洛克和他的兄弟们》中的卡迪纳尔就是这个样子，一样乌溜溜的眼睛，一样戒备而不安的眼神。那时的卡迪纳尔二十一岁。这个女警察不会超过这个岁数，短发和皮夹克让她看起来像个男孩子：这个克劳迪娅·卡迪纳尔是个有乳房的假小子。阿尔伯特简直不敢抬头看她，这个戎装的美人让他心慌意乱。一直在打盹儿的斯台凡也紧张起来，手足无措地在他的睡衣上乱摸一气。这时阿尔伯特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是穿着睡衣坐在这里呀，脚上还穿着拖鞋。但现在慌慌张张地整理衣服已经没有用了，他们一定给这位女警察留下了傻乎乎的印象。她的警惕而不安的眼神很快就变得和缓多了，虽然这眼神并没让阿尔伯特觉得有多么迷人，却清楚地表明这女警察丝毫不怀疑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

她公事公办地打量着这两个穿睡衣的德国人。阿尔伯特看不出来，她觉得他和斯台凡很可笑呢，还是没什么危险性，或者，从一个看守的立场出发，觉得他俩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她哪怕微微笑一下，即使动动嘴角也好啊。但是她的脸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阿尔伯特鼓起勇气，直视她的眼睛，就连她回看他的时候，也没有丝毫表情，一直逼视着阿尔伯特，直到他屈服地垂下眼皮。但愿这女警察没发现他直到头发根儿都臊红了。他又抬起眼睛的时候，是向斯台凡看过去，这家伙盯着女警察，一副北德人的纯朴劲儿，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彼此的身份有什么上下之分，也没有察觉到形势有多么敏感。斯台凡一味盯着她看——女警察却毫不理会。她的视线依旧驻留在阿尔伯特身上，要么不动声色地盯着他的脸，要么缓缓地向上游移，从那双彪马牌拖鞋到条纹睡裤，再到他的短袖白衬衣，他上身穿的不是睡衣。在她这么看他的时候，她的眼神又变化了一次。她的冷静而淡漠的眼神蒙上了一层阴霾。她将纱质的窗帘拉到眼前，尽管她与阿尔伯特相对而坐，近在咫尺，他若是伸出手去，便可触到她的膝头，却像远远地看着他。

阿尔伯特也想回望她，但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被这个年轻女人彻底打倒了，他仿佛赤裸裸地坐在她面前。他觉得羞耻，感觉到自己的体温在升高，血往上涌，不但冲上了头顶，也冲向下身。在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时候，在宽松的睡裤下面，他的阴茎挺了起来，裤子上支起了小帐篷，他就这样坐在女警察面前。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陌生了，裤子里仿佛生了一根棍子或是一根树枝。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陌生的身体，羞耻感立刻攫住了他，却不能让这股血流退潮。不但如此，就连女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并且毫无顾忌地向他两腿之间和膝间看，对他也无济于事。这时她的眼神变得更加混浊，更加阴郁，更加冷漠，让阿尔伯特更加迷乱，更加脸红，更加兴奋。他真想向这位女警察表白爱慕，扑倒在她脚下，紧紧抱住她的黑皮靴。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手被铐住了。还因为这女警察向他的睡裤投下最后的、动物般漠然的一瞥，就从长椅上站起来，向阿尔伯特轻蔑地扔下一句“Cretino （意大利语，意为”白痴“）”，下了车。

这句话是不会引起歧义的，而且是带着那么浓重的蔑视吐出来的，立刻让阿尔伯特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没过几秒钟，他已经想象不出勃起是个什么滋味了。他从未被这样纤毫不差地命中，将他由兴奋状态转到不兴奋的状态。一般的情况下，他只知道兴奋时是什么样，那是很折磨人的，而且拖个没完。自从进入青春期，他就觉得他的性欲拖拖拉拉的，是持续的兴奋。他说不准在什么时候就会产生欲望，他只能尽量掩饰，而无法让它停止，也无法让它得到满足。在青春期，他无法预见如何满足欲望，能预见的只是持久的被追逐、被驱赶的感觉，和这种来得不是时候的身体反应。也许是在坚信礼课上，也许是在家里的午饭桌旁，也许是在上学路上或是体育课上。只要发生了，阿尔伯特就渴望着一个更有威权的人说出一句让他解脱的话来，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一句什么话，直到罗马的囚车之夜之后，他才明白，一定就是这句Cretino.

天已经蒙蒙亮了，女警察的这句话还一直在他耳畔回响。囚车孤零零地停在鲜花广场和毕肖内街相连的拐角，仿佛没人想到释放这两个囚徒。斯台凡神思恍惚，看样子并没想什么心事，而阿尔伯特，在这罗马的晨曦中，在最后几个流连夜生活的人已消失，而头一批爱起早的人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回想着自己整个青春期的痛苦。一个出奇美丽的罗马女警察管他叫白痴这个事实，使得他过度疲劳的脑子里涌起一切他以为早已遗忘和摆脱的事情，其中有一张画报中的照片，可以说，一切都是由它开始。这是一张并不起眼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女人，穿着所谓的无上装泳衣。在看到它之前，阿尔伯特也有过仔细看裸体照片的机会，那是他在中学时一个女同学由家里偷出来，拿到学校里的。但是这些照片并没有对阿尔伯特产生什么影响。这些照片让他的同学们看得津津有味，他却奇怪这有什么意思。直到看见了那张画报上的照片，才真正将他从童年的轨道拖了出来。它像病毒一样盘踞在他的脑海里，让他体内萌生了一种类似着魔的感觉，其表现之一就是他把这张照片剪了下来，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将它珍藏在小皮夹里，天天带在身上，汗潮的手指悄悄将它摊开，仔细观看，直到它变得破烂不堪为止。这个裸体的或者说半裸的女人当真在他贪婪的目光中被揉碎了——不知何时彻底消失了。然而由她所激发的欲望，以及日后导致了他青春期全部痛苦的欲望，却没有消逝。

不管怎么说，他命里注定不会过早地有性经验。也没有人指点他如何自慰。当时他居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后来觉得错失这般体会，实在是痛心而愚蠢的。如果他知道能自己干，就用不着从早到晚逼着自己和无药可医的冲动挣扎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在任何一个角落，比如阁楼上，车房里，或是躲在工具堆中，跟画报上的照片过不去，做着白日梦。不过，尽管他弄得脑袋发热，满嘴发干，倒很少有气无力。他很愿意想入非非，不过他不知道该想象些什么，反而弄得学习成绩退步，饭量变得极大，开始收集足球明星照片和约翰·格伦、简·曼斯菲尔德和埃里希。门德（约翰·格伦（1921），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简·曼斯菲尔德（1933—1967）。美国女演员。埃里希·门德（19161998），德国政治家，曾任联邦德国副总理（1963一1966）。）这些人的签名。一个受着性冲动折磨的十四岁少年要埃里希·门德的签名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拿简·曼斯菲尔德的签名照片怎么办。照片上一个身穿大圆点裙子的金发女郎，正在转动一个安在她花园里的舵轮。这样一张照片放在裤袋里不合适，也没有在他心里引起什么触动，他只不过还想继续搜集签名。他的收藏中有海因里希·吕布克、弗雷德‘贝特尔曼（海因里希。吕布克（18941972），德国政治家，曾任联邦德国总统（19591969）。弗雷德·贝尔（1925—），德国歌手。）和索菲亚·罗兰的签名，惟独罗兰的签名让他烦躁，但并不是由于性方面的原因。

照片有明信片那么大，是黑白的，注着“LUX 影业公司”的字样，一张中规中矩的照片。大明星身披一袭带帽子的毛巾浴衣，也许是棉布浴衣。这张照片惟一让他烦恼的问题就是，这签名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对海因里希·吕布克那张签名照没有丝毫怀疑，他还有一张奥根‘葛斯坦迈亚（奥根·葛斯坦迈亚（1906—1986）。德国政治家，曾任联邦德国联邦议会主席）的，也没问题。然而罗兰这位意大利明星却仿佛天仙般遥远，他不敢相信这女人的真实痕迹会落在他的手里。为了试验一下，他用一个指头蘸了点唾沫，来鉴别一下真伪。他在那名字上一抹，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那优美的笔迹就洇开来，变成了一团无法辨认的墨团。他这下总归知道签名是真的了。为了弥补损失，他又给电影公司写了封信，却杳无回音。要么是电影公司彻底停止了寄罗兰签名的业务，要么就是人家把已寄出的照片做了登记。

此时阿尔伯特心中更加为失去罗兰的签名而后悔，同时又想起自己给猫王写过一封信，开头称呼他为“尊敬的普莱斯利先生”，可惜没被理睬。正想到这里，一个警察打开了囚车门，先给斯台凡打开手铐，又给阿尔伯特打开，把护照递给他们，说他们没事了，不过又添上一句，建议他们还是尽快离开意大利。

他们默默地回到旅馆。睡觉是别想了，一方面，鲜花广场的市场上已忙乱起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房间已是乱七八糟。床被拆开，几个床垫子排成一排，竖在墙边。他们的衣服和其他家当都堆在地板上，另一小堆是洗漱用具——牙刷、修面刷子、刮胡刀片、牙膏、梳子等等。斯台凡和阿尔伯特都认为，尽管警察的要求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还是应该立刻照办。他们打算去坐夜车，不过这会儿就收拾好了旅行袋，跟旅馆结了账，坐车到特米尼火车站，暂时将行李寄存下来。

斯台凡到火车站地下盥洗间洗澡，阿尔伯特在旅馆里已经冲了个澡，就一个人往城里走去。他打算驱散心头的阴云，郑重其事地与罗马告别。毕竟他要告别的是人生的一个梦想。他很明白，自己不会再做一次在罗马居住较长时间的努力了。如果没有一点自欺的精神，这样的告别是无法做到的。阿尔伯特很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为什么不欺骗自己一下呢。举例来说，这个城市对他还是完全陌生的，然而他劝说自己，他必须与这个他心爱的地方告别，乌龟喷泉，滨河路上的圣马利亚广场，人民广场上圣马利亚教堂中卡拉瓦乔（卡拉瓦乔（约1573—1610，意大利画家，对十七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绘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倡导以宗教改革者的批判精神来处理宗教题材。后文中出现的< 弹曼陀林者》、《胜利的爱神》、《年轻的酒神》、《马太蒙神召》等都是他的作品。）的画，博盖塞美术馆中贝尔尼尼（贝尔尼尼1598 1680 ，又译贝尼尼，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师、画家和戏剧家）的《达芙妮与阿波罗》，以及天使桥畔锈迹斑斑的船形喷泉，船上雕着“卡美罗·西里奥拉”的字样。这条船曾出现在帕索里尼的电影《乞丐》中，正是这部电影，让他第一次注意到了这条船。此时他在心里说，这是他的船，他冲到河堤上，满怀离思的眼睛望着堆满垃圾、多年无人光顾的破旧的甲板。

还有人民广场上圣马利亚教堂的卡拉瓦乔，他在心里说，这是他的卡拉瓦乔，他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阿尔伯特认识至少十几个同学，也曾把卡拉瓦乔叫做他们的卡拉瓦乔。毕竟卡拉瓦乔在艺术史系的课程中是一个重点，就像在哲学系——阿尔伯特副修哲学——黑格尔是重点一样。卡拉瓦乔在艺术史系的地位，与黑格尔在哲学系的地位不相上下，至少系主任德尔布吕克教授是这样认为的，他是卡拉瓦乔研究方面的泰斗。他认为，总的看来，一方面，艺术史应按照卡拉瓦乔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艺术史源出卡拉瓦乔。所以，德尔布吕克的弟子同样以研究卡拉瓦乔为主，这不奇怪，而阿尔伯特亦然，这也不奇怪。

在德尔布吕克的一次考试中，阿尔伯特作了有关卡拉瓦乔的口头报告，但结果并不理想。他打算写一篇关于《胜利的爱神》的文章，毕业论文也想写这个题目。“爱神”陈列在达勒姆美术馆，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看到这幅真迹。他或是在上午坐地铁去系里的路上去看“爱神”，或是在午饭以后去看，何况达勒姆美术馆有一间餐厅，大学生在那里吃饭几乎和在学生食堂一样便宜。饭后，他往往坐在长椅上仔细观摩“爱神”，而且经常睡眼惺忪。有时，他甚至在这幅画着裸体美少年的画前进入梦乡，梦里出现的却不是裸体少年，而是一个个年轻女郎，有一段时间还梦见了一位同样研究卡拉瓦乔的很特别的女同学。

可惜呀，做双人的口头报告是没有指望的。何况德尔布吕克也不允许学生做双人报告。再说这位女同学是专门研究《年轻的酒神》的，《酒神》收藏在乌菲齐美术馆，因此她得以到佛罗伦萨待了一段时间。阿尔伯特想，这位女同学总不会坐在“酒神”前梦见他阿尔伯特吧。也许她会梦见一个佛罗伦萨青年，一个像卡拉瓦乔的“酒神”一样上臂肌肉坟起而剑眉朗目的青年，一个骑摩托车的朝气蓬勃的乔万尼或乔吉奥。

阿尔伯特之所以会在卡拉瓦乔的画前睡着，也是因为他研究了几个小时的裸少年，实在是累了。他对于裸少年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不过他不得不认识到，学习艺术史到了一定的程度，结果就是研究裸少年。若是将他的仅微微隆起的上臂和赘肉颇多的右大腿忽略不计，他的体格也算得上健美，然而“爱神”没有多少阳刚之美，并不合乎他的口味。最初他被那小家伙迷住，那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体是自由自在的，不受拘束的。仿佛透过那少年裸露的皮肤，“爱神”让他感觉到了令人艳羡的快乐和自信。

另外，卡拉瓦乔的“爱神”仿佛是受着性冲动的激发，而并非为它所折磨。阿尔伯特却相反，总是感到有只小老鼠在咬啮着他，蚕食着他。他那总是躁动的青春的躯体让他苦恼，即使是现在，他也经常产生扒光衣服、赤身裸体的冲动，仿佛自己包在一身又紧又不合身的衣服里。他嫉妒那少年的无拘无束，他愿意像他一样赤裸，毫无羞耻之意，冲破自身和世界的束缚。然而他在报告里无法这么说，而且，在这幅画前消磨的许多时光里，他对那少年的兴趣越来越小，而对那少年两腿分开箕踞其上的那块布的兴趣越来越大。

阿尔伯特早就感觉到这块布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总也抓不住。有一天，他恍然大悟，卡拉瓦乔把这块布的褶皱画成了女人的阴部，一条心形的弧线就是一条皱褶，然后深处又是一条小得多的心形弧线。这些皱褶和少年臀部的曲线构成了一条较长的线，一个肛门和阴部的平面轴线。当阿尔伯特第一次弄明白褶皱的含义时，他感觉热血上涌，觉出还站在美术馆里、站在画前的自己大汗淋漓。然而令他血脉贲张的并不是羞耻和窘迫，而是一个发现者的快乐，就像霍华德·卡特（霍华德。卡特1873—1939，英国考古学家，发现并主持挖掘了埃及国王图特安哈门（公元前1361—1352在位）的陵墓）在图特安哈门陵墓前的快乐。

当然，阿尔伯特没有将他的发现立刻泄露出去，但他越是频繁地细看那些皱褶，就越发有把握。他想，是否这个女阴才是画作的真正的中心呢？卡拉瓦乔画这个裸体少年，是否用意在于用最隐秘的角落来表现女性的赤裸呢？

阿尔伯特越来越经常地跑去看这幅画，尤其是看那个地方。他觉得它既是这幅画的奥妙所在，也是它的自白。它一定有着某种意义。阿尔伯特也曾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构思他的报告。他自然心知肚明，如果他不靠幻灯机和发光指示棒的帮助来阐述他的观点，他的发现即便算不得骇人听闻，也是一种挑战。

不过他还是先从画中少年谈起，也谈了谈肉色的使用和鹰翅的特别之处。他指出翅膀上有几处刻痕，只有面对立体感如此强烈的真迹才看得出。此外他还着重指出，左翅尖搭在少年的左大腿上，几乎是轻柔地抚摸着，同时又像一个箭头，指向少年并不显眼的阴茎。阿尔伯特不假思索地用了“不显眼的阴茎”的说法，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在德尔布吕克的课上是可以畅所欲言的。所以他转入他的真正观点时也略无迟滞，用发光指示棒先指出女阴的心状轮廓，再勾画出鲜明的曲线，最后是平面轴线。他简单明了地把这个轴称为肛门一外阴轴，他多次提到肛门一外阴轴，却发现听众漠然置之，没什么反应。

作完了报告，打开了灯，阿尔伯特看到同学们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仿佛没有人被他的褶皱观点震惊或是激怒。就连德尔布吕克教授也若无其事，他先是客气地说了句谢谢阿尔伯特的报告，然后出其不意地厉声说，人必然有躯体。“人必然有躯体，”德尔布吕克斩钉截铁地说，就好像阿尔伯特要跟他争论似的。之后德尔布吕克又讲了讲艺术动机史方面的问题，讲到尘世的爱神与天堂的爱神，提到了里米纳尔迪和马内蒂，阿尔伯特对这两个人闻所未闻，而据德尔布吕克说，要谈卡拉瓦乔，就不能不提这两个人。最后，他回到阿尔伯特的褶皱观点，冷冰冰地说，在卡拉瓦乔研究上，这个观点已是陈词滥调了。他不知道还有哪位重要的艺术史学家不懂得《胜利的爱神》中的皱褶代表女阴。在关于卡拉瓦乔的文献中指出褶皱代表女阴的比比皆是，在英文的卡拉瓦乔文献中尤其多，显然阿尔伯特没有拜读过。德尔布吕克以更严厉的语气继续说，但这绝对不是把艺术史与妇科学混为一谈的理由。他再次强调，人必然有躯体，人的精神需要躯体，这里精神是所谓的躯体的代表。之后他要阿尔伯特在他的辅导时间时去见他。

辅导还是在这一周，阿尔伯特去了，德尔布吕克给他提了个建议，即使不能换专业，也要换换研究方向。“您没有与卡拉瓦乔保持足够的距离。”德尔布吕克说，又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没有，阿尔伯特没有女朋友。与卡拉瓦乔也没有距离。在美术馆，他已经尽量保持距离了，免得美术馆的保安——往往是老头儿——一刻也不让他与画单独在一起。当他从远处观察画的时候，他们也在稍远的地方观察着他。当他在长椅上坐下的时候，就发现当值的保安也坐下来。可是当他走近这幅画的时候，那个保安就走近他。当他紧贴着画的时候，保安就过来紧贴着他，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及时采取措施。

有两次，他听到有个保安冲他喊：“请保持距离！”还有一次，阿尔伯特甚至触发了警报器。当时他的食指离画只有几厘米。他真想碰一碰那皱褶，如果保安不在，他一定会去摸摸的。也许还会去轻轻挠一挠。他经常感到想去抓抓这幅画的冲动。就像他经常感到在自己身上乱抓一气的冲动一样。尤其是自从青春期开始，自己的皮肤总让他苦恼，总觉得瘙痒难熬。他身上并没有疹泡，起码看不见疹泡。他的痒并不在于皮肤表面，而在皮肤之下。如果真的有疹泡，那么它们深深地潜伏在肌体内。不管怎么说，他感觉得出体内深处折磨人的痒，手指甲是触不到的，只有铁钉或是刀子才对付得了。这股痒劲儿能让他在身上乱揪乱挠半天，直到抓破小口子才罢休。有几次他抓出了较大的口子，还带下来一点儿肉，弄得胳膊或大腿上流了血。但伤口刚愈合一点，他又开始抓挠，最后身上出现五六个渗血的伤口，对他体内的感觉却毫无帮助。但他宁可痛也不要痒。有时他想，如果他是一幅画，他会抓挠自己。他愿意抓挠到画布上一塌糊涂为止。

可他不是一幅画，他是个大学生，作了一个不成功的报告又被教授诘问有没有女朋友的大学生。“没有，”阿尔伯特说，“眼下还没有。”他本来可以说，自己虽然没有女朋友，身上却有几个挠破的伤口，而且他还总是去挠它们。阿尔伯特当然隐瞒了这件事，一字没提这个爱抓挠的怪癖，他只是一再地说，他想到罗马去学习两个学期，重新找一个重点课题。德尔布吕克大受感动，毕竟罗马对于研究艺术史的人而言是不可不到的地方。只要有学生流露出想去罗马的愿望，德尔布吕克就会允许他去，而且许诺会承认他在罗马得到的证书。也正是德尔布吕克建议他到佩鲁贾的外国人大学去学习语言，还说，只要在佩鲁贾住上两个月，做了一定的准备功课，就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意大利语了。

德尔布吕克说得对。

　　第二章

他和斯台凡怀着郁闷的心情，由罗马踏上了归途。

到慕尼黑，斯台凡下了火车，去探望住在费尔达芬的父母，阿尔伯特则一直坐到柏林动物园车站，径直回到自己在舍内贝格区的寓所，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妥当，主要是看看有没有信件。他并没有什么急着要看的信，因为重要的信已经由帮他照看房子的朋友转寄到佩鲁贾去了。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失望。他从信箱里取信时几乎永远是失望的，即使拿到五六封信依然如此。也许他的期望值太高了。是啊，一定是他的期望值太高了。实话实说吧，他一直盼望着能收到一封拯救他的信，不管信中写的是什么，寄信者又是谁。然而这样一封能拯救他的信始终也没有来。永远也不会来。也许他正是为了得到这样一封信，才满世界地去索要签名。今天躺在信箱里的不是这样一封信，而是施魏因富特足球俱乐部球员的签名照。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阿尔伯特想用来思索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未来。此时是九月中旬，离冬季学期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也许艺术史这个专业的确不适合他。德尔布吕克是正确的。他缺少一种距离。他不想去分析那些画。他想抓挠它们。何况他以前就抓挠过一些照片，后来是画。这件事德尔布吕克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大约在行坚信礼前后那段时间，也就是无上装泳衣的女人照片对他已没有用处之后，他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一本全是比基尼女郎的画册。他把这本东西捡了起来，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先用指甲，继而用小刀刮那些女郎。他坚持不懈地为这些女郎脱衣服，直到她们变成一堆碎纸屑为止。他把碎屑塞进裤袋，开始抓挠自己，抓出几个小口子来，很疼，但也很舒服，让他平静。不久之后，在一家咖啡馆里，趁着没人注意，他把一个指头放在一幅油画上，开始抠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让他平静。当然他只抠了几个地方，而且都是不惹眼的地方。那是一幅描绘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画，他抠的地方是岩石和树皮，后来，只要他去那家咖啡馆，他就会为画上有自己的手迹而快乐。

也许他应该休学一个学期，但是他需要联邦教育贷学金，否则他只能将他的联邦国库券提前取出来。不过，他首先必须彻底与罗马告别，这比他想象的困难得多。柏林显得说不出的灰沉而沮丧，最沮丧的奠过于他住的这个区。其实有些朋友还因为他住在舍内贝格区而羡慕他哩。有一条可羡慕的理由就是楼下有家电影院，主要放映刘别谦（恩斯特·刘别谦1892_ 一1947，德国出牛的美国电影导演）的电影，他喜欢刘别谦的电影，然而与大多数观众不同，他只要看过一次就满足了。

他用磁卡钥匙将房门打开，一边看看电影院的橱窗。他想起了法尔内塞电影院，那里正在上演帕索里尼的片子。一种强烈的思念突然袭来，思念鲜花广场那朽腐的气息，思念法尔内塞广场的石凳，思念一切将他与罗马相连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使他根本不愿意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家里。然而他只能留在舍内贝格。

他的屋子在顶楼，向外望去，不但可以越过屋顶看到施特格利茨区，还能一直看到对面屋子的里面。中产阶级的房子，有石膏花饰，高高的屋顶，大都出租给合租户，只在二楼有一家诊所，还有一家妓院，不分昼夜地紧闭着窗户。遗憾的是，他还能看到主街的一部分，它横穿舍内贝格区，与联邦一街相连，交通繁忙。如果严格按照声学原理“可视即可闻”来说，汽车的噪音让身处室内的他深受其苦。奇怪的是，这天晚上的噪音却没怎么打扰他，而是像电影院橱窗一样，纤毫不差地勾起了他心里对罗马的思念。他几乎要忘记了，前天晚上他是戴着手铐在毕肖内街的一辆囚车上度过的，还被一个漂亮迷人的女警察骂作Cretino.

想起那个穿皮衣的女人，阿尔伯特心乱如麻，只得又走出家门，找个地方去喝一杯。对于附属于电影院的酒吧，他没什么兴致，尽管他在此消磨过许多个夜晚。对街尽头的酒馆也没兴趣，这是他的一个朋友在不久前开的，尽管女老板来自斯图加特地区，又在柏林学习社会学，酒馆却叫做“里斯本”。在她这儿可以喝到威尔第葡萄酒，还能吃到鳕鱼干。一时之间，“里斯本”靠各种鳕鱼菜肴而声名大噪，名声一直传到了舍内贝格以外的地方。阿尔伯特不喜欢吃鳕鱼，有一次他看到鳕鱼被送来，好像是装在大纸板箱里。阿尔伯没有朝“里斯本”走，而是向着主街方向走去，虽然主街上只有一家他敢进去的酒馆，而且也很无聊。其他酒馆都是所谓的特殊兴趣者酒馆。一家是招待同性恋者的，下一家是性虐待者俱乐部，再下一家是招待非洲人的，第四家是招待女同性恋者的素食馆子，跟一家女同性恋者健身中心兼竞技体育俱乐部毗邻。此外还有几家普通的柏林式小酒馆，但阿尔伯特猜想它们也是特殊兴趣者酒馆。这样就只剩下一家，还在离开柏林之前，它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它叫蒙特斯特拉。

蒙特斯特拉位于一座新楼房的一层，落地玻璃窗，完全用意大利国旗三色的玻璃纸糊住。看不到酒馆里面，让阿尔伯特在进门时有点紧张。然而他发现这只不过是一间很平常的意大利酒馆，于是放下心来。

酒馆里面与柏林常见的意大利餐馆风格迥异，那些餐馆往往装饰得像是石膏的洞穴，这里却不见石膏，不见昏黄的灯光，不见渔网和大肚的基安地酒瓶，这里只有一个铝皮的吧台，剩下的就是桌椅，一张台球案子，和一台从天花板吊下来的电视机。地面铺的是瓷砖，整个厅堂用方形的日光灯照明。阿尔伯特曾在书上读到，应当把地狱设想成一个光线刺眼而没有照明开关的地方。蒙特斯特拉的灯光几乎让他眩目，过了一会儿才看清餐馆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看不见。吧台前面和后面都没有人。紧挨着的台球桌旁也没有人。他走到吧台前，拿不定主意，是留下来呢，还是走出去。他决定出去，已经走到门口了，一个年轻姑娘出现了。她是从餐厅后部的一个门走出来的，看来里面还有一间餐室，因为她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有水杯和咖啡杯，她把托盘放在洗碗池边上。这姑娘的发色很暗，几近蓝黑色，眼睛也是同样的深色。她身材修长，但并非小伙子那种，而是非常女性化，她穿的又是一袭略紧的黑色常礼服，更突出了她的女人味儿。另外，她是把托盘平放在掌心上的，走起路来纤腰款摆，这样的扭动阿尔伯特只在描述西西里的电影里看到过。在电影中，肤色黝黑的美人走过正午阳光灿烂的广场。

此时的酒馆也像西西里的正午一样明亮。总之，阿尔伯特觉得，这女人的登场改变了光线。她照亮了黑暗的角角落落。曾让他觉得很舒服的黑暗，使得日光灯不那样刺激眼睛和脑神经的黑暗。在他看到这女人的时候，他的头，他的太阳穴，都松弛下来。不过这还不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正洗杯子的她的主要原因。而是她那穿过厅堂时的步态，让他久久地呆望着她。直到她的目光从手里的活儿上抬起来，说了声“你好”（原文为意大利语），问他想要什么。

她跟他说意大利语。他也只好用意大利语回答，他真想把语言班里学到的知识全都炫耀一下，却只说出一声：“一杯浓咖啡”（同上）。与其说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像蚊子一样哼哼。她端来了咖啡，没有再去洗杯盘，而是走到吧台后面，看着他。她有点居高临下地看他，可能是因为吧台后面的地板高一点。阿尔伯特觉得有些窘迫，不敢抬头看，将糖加进浓咖啡里，搅了半天，直到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才将他从窘境中解脱出来。这人是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点东西的，“埃琳娜，来杯茶，”（原文为意大利语）阿尔伯特听见这句话，一抬头，看见一个病怏怏的瘦弱男人，看穿着打扮像个生意人。这男人又消失在隔壁房间里，那姑娘却没挪窝儿。看样子她并不急着把茶送去，要么就是她没有兴致。反正她还是那样在吧台后面站着，像看一只落在眼前的苍蝇一样看着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不愿意做一只苍蝇。他鼓起全部勇气，回应她的目光，立刻发觉自己曾看到过这样的眼睛。是那个罗马女警察的眼睛，也许颜色更深一点，却蒙着同样的忧郁。仿佛在他们的视线交汇那一瞬间，她飘出了他的视野，然而她没有任何动作，连睫毛都没有颤动一下。阿尔伯特震惊了，将咖啡一饮而尽，付了账，离开了酒馆。他知道，他会尽快再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尔伯特几乎每晚都光顾蒙特斯特拉。当然，他根本没有想人非非，以为他会得到那姑娘的青睐。这不完全因为她的美丽，也因为她瞟他一眼或是盯他一眼那种奇特的方式。以前还没有人像埃琳娜这样瞟他或是盯他一眼。或许那个罗马女警察曾有过。埃琳娜也能像那个罗马女警察那样，只一个眼神就能让他兴奋起来，让他兴奋得甚至想到卫生间去，像个青春期的少年一样用手放松自己。只是害怕埃琳娜会猜测到他的举动才忍住了。尽管她总像在神游太虚，但她看起来有着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

这一点，阿尔伯特在头几个晚上之后就知道了。这几个晚上，他一般都是默默地靠在吧台边，除了点东西之外一句话也不敢跟埃琳娜说。站在吧台旁看着她忙碌，这不成问题。虽然这家餐馆跟任何一家都不一样，但看样子不会有人来干涉他。游客们不来这里，德国客人也很少，这家餐馆几乎完全被意大利人占领了，人人都像是老主顾。不过这群老主顾当中有一伙男人好像是老板，反正阿尔伯特觉得是这样。这几个男人也能到吧台后面去，用那里的电话，还有几把大概是开库房或是办公室的钥匙。阿尔伯特还注意到，他们喝了酒水从不付账。但是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只是坐在餐馆前厅的桌旁，读报纸，玩牌，或是看别人玩牌。

不知从何时起，在埃琳娜上白天班的下午，阿尔伯特也来这家餐馆。日光灯依然开着，那几个男人也依然像在晚上一样坐在桌旁，聊天，玩牌，或是读报纸，埃琳娜干着自己的活儿，但不穿紧绷绷的裙子，而是毛衣牛仔裤。只有那几个男人偶尔的笑闹，急急忙忙地打电话的声音，或是突然离开餐馆，才让这里的白天显出一点生机，并且说明那几个男人除了玩牌和翻阅《体育报》还有别的事情可做。阿尔伯特习惯了边喝咖啡边读报，但不是餐馆里胡乱放着的《体育报》，而是他自己从施特格利茨的报亭买来的《共和国报》。

他站在吧台边时，若是手里没有报纸，只是搅拌着他的浓咖啡，他就没法跟埃琳娜搭讪。当他拿着《共和国报》出现的时候，她马上就问他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她想知道的不是罗马或是米兰的天气，而是撒丁岛的天气如何。显而易见，她是撒丁岛人。阿尔伯特把卡利亚里（意大利撒T 岛的城市）的气温念给她听。尽管已接近九月底，但那里的天气非常好，而且还会保持下去。从那以后，阿尔伯特定期给她供应天气预报。在这个星期里，在柏林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撒丁岛的天气了。他把这看成每日例行的工作，买《共和国报》，把撒丁岛的天气情况报告给埃琳娜。她很感谢他，免费提供他一杯浓咖啡。对他来说，有一个事实比这杯免费咖啡更重要，那就是埃琳娜现在也跟他聊点别的，并且慢慢习惯了他的存在。她还给他讲讲她的家乡撒丁岛，说她来自岛西南部一个名叫卡波尼亚的地方。

他越是定期去餐馆，定期提供天气信息，就越觉得她亲切。偶尔他认为在她那淡漠而迷茫的表情后面，看到了一丝奇特的忧伤，更引起他对她的好感。对他的感情，她一无所知，他也不敢向她坦白。直觉告诉他，他惟一的机会就是定期去餐馆，但只能让她感觉到他的友情。除此之外，一切其余的东西都必然把她吓坏，让他显得很可笑，何况她周围有的是不断向她献殷勤的男人。阿尔伯特看到过多少次，餐馆的客人恭维她，有时还恬不知耻地诱说她，想与她结下露水姻缘或者至少一夜风流，只有铁石心肠的男人——他暗地里这样称呼这种人——才能把她当女王一样尊重。这主要是指那个一脸病容的瘦男人，就是阿尔伯特头一晚看见的那个，他对埃琳娜彬彬有礼。后来阿尔伯特得知他名叫安东尼奥，大家叫他尼诺。他还知道尼诺是餐馆的股东之一，有胃病，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埃琳娜逐渐把其余股东的名字也告诉阿尔伯特，就是他已经很面熟的那几个男人。其中有一个小个子，五十岁上下，是那不勒斯人，人们叫他费里尼，其实他跟那位导演毫无相似之处。还有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大胖子，大家只叫他“教皇”。餐馆共有六个股东，但客人很少。看起来效益不太好。然而，尼诺和费里尼各开一辆四门的蓝色阿尔发，“教皇”开一辆大奔驰。靠埃琳娜倒出来的卡布奇诺、浓咖啡和苦酒，挣不来什么钱。每天提供《体育报》也于事无补。

有一次，阿尔伯特问埃琳娜，餐馆的利润够不够养活六位老板和员工，她只扬了扬眉毛。阿尔伯特再不打听什么了，但仍然到餐馆去，喝浓咖啡，给埃琳娜读天气预报。有一天，他鼓起全部勇气邀她约会。不在蒙特斯特拉。也许可以去散散步。埃琳娜放下手里的活儿，瞧瞧他，说：“有什么不行的。”然后又转身去照料咖啡机了。阿尔伯特以为自己听错了。为这事他已经盘算了好久，有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他想无论如何也要争取跟她来一次私人约会，而她只说：“有什么不行的。”她用一个托盘将几杯浓咖啡送到隔壁，回来之后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阿尔伯特，说了一句：“给我打电话。”阿尔伯特接过纸条，走出餐馆，迷惘，丽不是快乐地，回了家。

过了好几天，他才敢给她打电话。她听见他的名字的时候，似乎很吃惊，显然并没想到他会来电话。他提议到动物园去走走，埃琳娜同意了。第二天，他们在动物园附近的船闸桥见面。阿尔伯特很紧张，拼命想打开话题，她经常来动物园散步吗？她喜欢柏林的生活吗？经常回撒丁岛探望家人吗？对所有的问题，她只回答一声：“不。”阿尔伯特再一次觉得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他默默地傍着她走了一会儿，动物园里死气沉沉，只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超过他们。他真想表现得能说会道，又风趣又聪明，再不然冒冒失失地大胆进攻也行啊。可是他既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害怕听到埃琳娜那简短的回答。他更加不敢碰她，虽然他最大的渴望莫过于拉拉她的手，至少拉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她是不能忍受任何身体上的亲近的。如果他不顾她的想法强要一近芳泽，他担心她会激烈地抗拒。于是他小心翼翼，默不作声，而心里百般煎熬。埃琳娜也不说话，但她心里好像没什么煎熬，而是对周围的一切都心不在焉。

走到一张灌木围绕的长椅前，埃琳娜提出休息片刻。阿尔伯特坐下了，埃琳娜坐在他身边。她紧挨着他坐下，近得能隔着大衣感觉到她的体温。阿尔伯特不知道埃琳娜能否也感觉到他的体温，而这样她又会不会觉得舒服。在长椅上可以看到运河，和坐落在动物园外侧的兽苑，不过坐在这儿是很安全的。暮色很快就要降临，傍晚微蓝的天空倒映在运河上，阿尔伯特觉得，河对岸兽苑里的动物仿佛陷入了凝滞。

阿尔伯特望着河水，望着对岸，觉得埃琳娜又挪近他一点。她的体温让他的体温升高了。他还没拿定主意，是应该回应她的靠近，还是像苑中的动物一样装痴充呆，将自己的兴奋掩藏起来，她就转身朝着他，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她长久而热烈地吻他。吻了一会儿之后还不想放开他，左手去他两腿之间摸索。阿尔伯特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冲动了。他也不想再掩饰什么了，完全听任她热烈地吻自己，听任她的手解开他的腰带和拉链，摸索着，一直摸到他的阴茎。她褪下他的内裤，他觉得自己的阴茎一下子蹿了出来。他想挣脱她的怀抱，她却用吻阻止了他，仿佛叫他什么也别管，什么人也不要担心。不过他真的很担心，害怕被人看见，也为自己的裸露而羞臊。何况他还听见了人声和脚步声，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定是来散步的人。一对情侣从他们的长椅旁走过，埃琳娜用胳膊挡着，好让人看不出他裸露的地方。那对情侣没有留意他们，径直向前走，埃琳娜把手缩回来，他的阴茎便又露在外面了，裸露着，笔直地伸向空气中。他感觉到晚风拂过他的性器，他也感觉到运河上的清凉微风，以及秋天的潮气，渐渐浓重的雾霭。他觉得无助而惊惶，但无助中又感到快乐，他想起这感觉似曾相识。当时也是凉爽的秋风抚摸着他裸露的性器。只不过那不是勃兰登堡的风，而是黑森州东部的，是东西部边界地区的风。那时他也不曾看到运河和动物园中的兽苑，而是在一片高处的小树林的保护下，看到了他寄宿的学校。

　　第三章

　　那片小树林曾是他们的世外桃源。从这里可以看到宿舍、食堂、内院，院中一座绞刑台似的木钟台，别人却看不见他们。由于男生和女生不准互相串宿舍，他和卡塔琳娜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下午敲了下课钟之后到树林里去。卡塔琳娜来自德国南部，父母是家具制造商，他们的厂子已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她家在维尔茨堡（德国地名）有豪宅，在西班牙还有一所度假别墅。他的父母是被驱逐出东德的，只带着一点点家当由东部来到了北部。他们先是开了一家租书店，后来卖过饮料，最后开了家小鱼行。这最后一种买卖帮他们过上了还算宽裕的日子，有能力将儿子送进寄宿学校。这是一家价廉质高的寄宿学校，是他的父母能找到的最实惠的一所。这里没有网球场，只有乒乓球桌。无法骑马或是玩帆板，只能在学校的菜园里干园艺活儿。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还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们被送进寄宿学校，以在继承遗产之前学会简单的生活。

　　寄宿学校收费低廉，但是阿尔伯特知道，对他的父母来说，花这笔钱已经算是做出牺牲了，他必须知恩图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又性情倔犟的学生，颇费了一番力气才拿到文科中学六年级结业证书，离开了家乡那所中学。他抽烟，喝酒，买各种毒品。他留一头长发，总穿一件黑色皮大衣，有几处脱了毛，像长了疥癣，那是他从贝特尔的所谓废品回收加工场（这是由牧师等人组成的收集旧货、经翻新后廉价出售或分送贫苦人的组织）买的。后来他开始埋头研究威廉·赖希、克鲁泡特金和马尔库塞（威廉·赖希1897—1957，奥地利心理学家。克鲁泡特金（1842— 1921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尔库塞（1898—197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加人美国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马尔库塞的《解放的尝试》中读到“消灭语法”的观点，弄得他德语这门课的成绩尤其糟糕。

　　至于克鲁泡特金，他买的是一本《革命者的回忆录》，他只读了几页，但总带在身上，回家时放在书桌上，在学校时放在课桌上。威廉·赖希给他的印象最深，比如《性革命》和《性高潮的功能》这两本书。他的书桌或课桌上不摆《革命者的回忆录》的时候，就摆上《性高潮的功能》，虽然这本书并不太好懂。《性高潮的功能》的内容远比从书名猜测到的难得多，里面有大量曲线图、符号和统计数字，举例来说，在对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和性器官的实际能力相对比时，就用了图表和数字。还有一个所谓的装甲构造图，像是许多箭头织成的网，弄得他一头雾水。不过阿尔伯特之所以看不懂这本书，也许并不在于这些曲线图、符号和统计数字，而是因为他缺少相应的经验。

　　他曾希望这本书能对他有实际的帮助。然而这本书产生的惟一作用就是让他和父亲吵了一架。克鲁泡特金已经让父亲大为光火了，毕竟克鲁泡特金是个俄国人。而父亲常说，俄国人是不许进他的家门的。当父亲看见阿尔伯特的书桌上摆着《性高潮的功能》的时候，他大发雷霆，阿尔伯特只好听由父亲宣称，性高潮也不许进他的家门。当然，父亲没有用性高潮这个词，像他这样土里土气的老古板，嘴里是永远也不会吐出这么一个词儿的。父亲只是吼叫着“下流货”，拿食指点着这本书。他离开房间，又转身回来，朝那本书点点戳戳，吼道：“俄国人的下流货！”“不许进我的家！”

　　从那以后，阿尔伯特将《性高潮的功能》藏起来，不让父亲看见，也不让母亲看见。当母亲发现儿子在研究什么东西时，她虽然没有那样怒气冲冲，却很伤心，感到羞愧。母亲的羞愧让阿尔伯特羞愧。他觉得，如果他读克鲁泡特金或是威廉·赖希的书，那就是让母亲受委屈。他不想让母亲受委屈。所以最好还是上寄宿学校。在这里他不会让任何人羞愧。

　　然而他在这里遭遇了最羞愧的事。到校第一个晚上，便有一个年长的学生请他去喝茶。这个学生是这一层的学长，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他穿着浴袍招待阿尔伯特，看来刚刚洗过澡。他给他倒上茶，站在他面前，浴袍的带子松开了，这位学长那勃起的阴茎突然出现在阿尔伯特眼前。事后阿尔伯特才明白这人企图引诱他，当时他只是跳起来，逃出了房间，仿佛躲开传染病源或是怕那个学长发病一样。的确，那个青筋暴起的红通通的器官让他觉得是病态的，危险的，他不想与它有任何关系。他也不想跟那个学长有任何关系。没过多久，他就知道，这人经常请新生去喝茶，还爱打领带。这个打领带又引诱男童的家伙让阿尔伯特很气愤，激起了他对每个楼层的学长和打领带的人的憎恨。

　　他必须想办法保护自己，便决定读更多的马尔库塞、克鲁泡特金和威廉·赖希的书。幸好他和另外几个男孩子结成了联盟，他们也同样憎恨打领带的人，憧憬着性革命，而且和阿尔伯特一样，从没跟女孩子睡过觉。其他人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了自我满足的办法。原本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有一天，在小树林里，卡塔琳娜抚摸他，开始很轻，后来就很猛烈，让他尝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快感。就在这一天，他失去了童男之身。她虽然没有跟他做爱，但他回宿舍时却几近亢奋。

　　不久之后她就跟他做爱了。他们经常到小树林去。他们赤裸着躺在树下的草丛中，品尝禁果，远远看着山下寄宿舍的围栏。就是这样！有时阿尔伯特会这样想，这就是性革命！这就是性高潮的功能！当他们躺在草丛中的时候，他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特罗布里恩德人（距新几内亚东部不远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一个在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原籍波兰。著有《野蛮社会中的犯罪和习俗》等）的笔下天生性功能障碍的人，他是在威廉·赖希的书里第一次读到这种事的。有一次，他甚至一跃而起，精赤着身子绕着卡塔琳娜跳舞，在小树林里乱跑，一边狂吼乱喊。卡塔琳娜追上他，才让他清醒过来。

　　和卡塔琳娜在一起，阿尔伯特很快乐，一个黑森州东部的快乐的林中人，一个快乐的边界地区特罗布里恩德人——直到一个微寒的秋天的周末，因为天冷，他们无法到小树林去，阿尔伯特决定到女生宿舍去看卡塔琳娜。宿舍区只有几个学生，大部分人都回家了，负责的舍监也一整天都不见人影。看来这是一个宁静的晚上，阿尔伯特一想到只能和卡塔琳娜到主楼里装有落地大玻璃窗的休息厅见面，就打不起精神来。除了食堂之外，只有这个地方允许男生跟女生在一起。曾经有许多个晚上，他们坐在这儿，坐在供访客坐的人造革沙发上，坐在绿色盆栽之间，伴着自动饮料机的嗡嗡声。休息厅的三面都是透明的，与管理区相连，这里同时也是吸烟室。阿尔伯特再也不想到这儿干坐着了。他认为他应当有私人空间，这是他的人权。说到去小树林，更高兴的是他而不是卡塔琳娜。她在那里总是很害怕，每听到一点动静就会吓一跳。她那少女的身体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得那么柔弱，柔弱得令人心碎。

　　这个晚上看来是个可乘之机，阿尔伯特再次确认当值的舍监踪影全无之后，就进了女生宿舍区，溜进了卡塔琳娜的房间。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跟卡塔琳娜打招呼，舍监——看来一直跟着他呢——也跨进了房门，要阿尔伯特跟他到管理处去。

　　到那儿之后，他被告知，立刻，即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宿舍。违反访客规定是要受到立刻开除的惩罚的。这样严厉的规定很有必要，否则家长就不会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他们。第二天是星期天，阿尔伯特打电话通知父母，他被开除了。

　　父母刚开始吓坏了，阿尔伯特叫他们放心，说被赶出宿舍并不等于被赶出学校，因为他念的是一所公立中学，也是可以收走读生的。父母同意他在当地找个住处，继续上学。

　　阿尔伯特第二天就离开了宿舍。他在一个同学那里住了几天，然后找了间房住下，成了当地旅行社老板的二房客。他暂时见不到卡塔琳娜，她告了病假，回家去了。等他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告诉他，宿舍管理处开恩免去了开除她的惩罚，条件是她不能再跟他有任何联系，否则她也必须离开宿舍，而她的父母是绝对不会准许她自己在当地找住处的。如若不然，她很有可能无法毕业。阿尔伯特给卡塔琳娜出主意，他们只要装作断绝往来的样子就行了。其实现在这样比以前更好，他有了自己的房间，以后他们可以在他那儿幽会。“这不行，”卡塔琳娜说，阿尔伯特气恼地问她是办不到还是不想这么办，她只说：“我是向父母保证过的。”

　　阿尔伯特发现泪珠沿着卡塔琳娜的脸庞滑落。他双手抱住她的头，吻了吻她，离开了校园。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学校。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用不着写请假条。阿尔伯特一边往校园外走，一边想，没有卡塔琳娜也能过日子。然而他还没走出校门，感到太阳穴一阵压迫的痛，他转身回去，跟卡塔琳娜说，他想跟她的父母谈谈。他想到她家去一趟，让她父母认识一下自己。卡塔琳娜答应去向父母请求，请他们接待他。

　　两个星期之后，十一月的一个雾蒙蒙的星期天，他坐上了开往维尔茨堡的火车。卡塔琳娜已经在前一天回了家。她的父母请阿尔伯特去喝下午茶。他带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人的性生活》和威廉‘赖希的《性冲动的特征》，以便在火车上看。马林诺夫斯基那本他只翻了翻，瞧瞧露着乳房的美拉尼西亚女人照片，在关于儿童性生活那一章，他发现这么一段，特罗布里恩德人的孩子们互相赠送一只椰子或者槟榔，反正什么水果吧，然后就玩起“kayta ”来，也就是性交。四五岁的女孩子已经可以第一次穿上短短的草裙，玩这游戏了。他真想看到卡塔琳娜穿草裙的样子，在那小树林里与她玩玩kayta.但是此时不能想这个。他一会儿就把马林诺夫斯基扔到一边。草裙的念头让他烦躁不安。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拿起威廉·赖希的书来。这本书里没有出现草裙。作者在书中将性功能障碍的精神病患者与性冲动的精神病患者的活力做了比较，科学性很强，强得让阿尔伯特打起盹儿来，快到维尔茨堡时才从梦中醒来。他梦见一架飞机从父母家的房顶上飞过，机身后拖着大幅标语，上面写的是“排除性征”。这句话一定是《性冲动的特征》里的，但是他记不起到底读没读过这句话。他跳下火车，决定回程时再来为这句话动脑筋。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他不熟悉维尔茨堡，而他希望自己能准时到达。

　　卡塔琳娜父母的别墅在城外的一个小山坡上，这里可以俯瞰美因河和主教宫。

　　他在街口下了车。时间还来得及，他想好好看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别墅区，间错分布着经济创业年代（经济创业年代，指德意忐第二帝国创立后的三十余年约1871—1900. 当时很多德国企业纷纷创立，经济快速发展）的豪华别墅和小木屋。

　　他听卡塔琳娜说过，她的父母住的是一幢别墅，别的就不知道了。她不怎么谈论她的父母，他也很少提自己的家庭。能在一起的时间那么紧迫，只干自己的事还干不过来呢。如果非要谈点什么的话，就谈他们读的书，他们听的音乐。他给她讲过特罗布里恩德人，讲过威廉·赖希，也讲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自以为对弗洛伊德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其实他只读过复印的一篇弗洛伊德的文章，题目是《障碍、症状与恐惧》，剩下的知识就得归功于他买的一本传记了，是一本口袋书。卡塔琳娜偏爱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她给他讲过福楼拜的《东方纪行》，讲那些夜间在金字塔周围逡巡、第二天早上被作家用霰弹枪猎获的胡狼，讲那些为了一点钱被转让给白人旅客一小时的努比亚女奴。她讲这些时仿佛在描述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就像在描述日出或是山景一样。阿尔伯特对此却愤愤不平，有时他们会争论起来，他骂她是南德家具商家的颓废小姐，她则骂他是古板的北德清教徒。其实他愿意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此时无政府主义者正向南德家具商的家走着，他觉得嘴里发干，心跳也加速了。他沿着街道向上走，经过一个个栅栏门和种着玫瑰的前花园，来到街的尽头，卡塔琳娜父母的房子就在这里。这所房子的大门也同样有栅栏，另外房子四周还围着一圈高高的熟铁栅栏。透过栅栏，他看到精心侍弄的花园、碎石子小径和剥蚀斑斑的喷泉，睡莲漂浮在水面上。阿尔伯特有些震惊，无视季节而盛开的睡莲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阿尔伯特想象着卡塔琳娜在睡莲陪伴下度过的童年。这一定就是她偏爱法国作家的根源，也是她对待无辜遭杀戮的胡狼和被凌辱的努比亚女奴时表现出的无道德感的根源。阿尔伯特按了一下紧闭的铁门上的门铃，觉得自己像是即将踏入一个法国贵族之家去喝茶。克鲁泡特金也曾按响巴黎大公的门铃，阿尔伯特想。这真是很有风格，倒也和自己相衬。再说克鲁泡特金本人也是亲王的后裔。

　　他顿时踌躇满志，来拜访卡塔琳娜的父母是个好主意，他何必怯场呢。

　　阿尔伯特又按了一下门铃，却依然没有动静。他等了几分钟，刚想第三次去按门铃，忽然响起了嗡嗡声，院门开了。

　　阿尔伯特穿过一个凉廊式的前阳台，四壁挂着打猎的战利品，有鹿角和野兽头骨。他来到房门前。也许卡塔琳娜会在这儿等他吧。但是卡塔琳娜没有来接他。

　　谁也没有来迎接他。房门是锁着的，一个人影也瞧不见。阿尔伯特感到很难堪，怎么到了这儿还得按门铃呢。可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等了一会儿，相信不会有人来给他开门的，便迟迟疑疑地把手放在门铃上，很快地按了一下。但他的手指还没离开门铃，门突然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这一定就是卡塔琳娜的妈妈了。她说：“别那么着急嘛，小伙子。”阿尔伯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恼恨自己为什么这样沉不住气，怎么不多等一会儿呢。作为一个克鲁泡特金，多次按门铃是不体面的。此时的他站在台阶上羞红了脸，也同样是不体面的。那女人说：“您一定就是阿尔伯特吧，”请他进屋。阿尔伯特说了一声：“是的，”又说：“多谢。”跟着那女人进了前厅。“如果您愿意，可以把大衣脱掉。”那女人说。

　　阿尔伯特简单地回答：“不，谢谢，不用。”他希望自己的样子别再引起注意，也想避免去挂衣服的麻烦。再说他现在穿的是废物加工场买来的黑色皮大衣，他不愿意与它分开。这件大衣能给他安全感，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自从他把它买来，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像一个窝巢。阿尔伯特想起，在凉爽而多雨的夏末，在小树林里，卡塔琳娜和他曾将它脱下，又将他们自己裹在大衣里，那时，他们真正地合而为～，变成了一只长毛的野兽，不时扭动着，发出含混的声音。

　　对他不肯脱掉大衣，卡塔琳娜的妈妈丝毫不露声色，她请他进客厅，不过自己走在前面。她是一个矮小健壮的女人，阿尔伯特没有发现卡塔琳娜和她有什么相似之处。只有浅金黄色、微微闪着红光的头发让他想起卡塔琳娜。卡塔琳娜的头发是披散着的，这女人却将头发绾成发髻。另外她穿的是民族服装，上衣带花边和银钮扣，裙子上缝着天鹅绒带子。南方婆子，阿尔伯特想。这女人将他引入客厅，这里的陈设与她的打扮也很搭调。阿尔伯特不知道这是什么风格，但摆设的家具显然是有风格的，乡气，但精致。深绿色沉重的抛光家具，一只经过细巧民俗工艺镶嵌的柜子，一张好像是雕花的桌子，到处都铺着带花边的天鹅绒罩子。

　　阿尔伯特局促不安。他从来没拜访过穿这样的衣服，摆这样家具的人家。也许他最好还是把掉毛的皮大衣脱掉，他想了一下，是否应该跟那女人提出来，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她已经请他在一张深绿色扶手椅上落座了。他坐下来，与此同时，卡塔琳娜的父亲出现在一扇通向露台和花园的玻璃门旁，这男人没有马上进来，而是到露台上不知干什么去了。过了一会儿，卡塔琳娜的母亲向他喊道：“卡塔琳娜的同学来啦。”

　　一会儿，这男人走进了客厅，一身猎人的装束，手里拿着一枝枪，身边还跟着一条棕色的猎犬。它立刻发出低沉的吼声，扯动着皮带。“安静点儿，”这男人说，把它拉得离自己近一些。“这就是阿尔伯特呀，”他说，语气很亲热。他想走过来跟阿尔伯特握手，但是那条狗不安分，又呜呜地吼起来，皮带牵动得更厉害了。阿尔伯特想，大概是自己的大衣刺激了它，懊恼自己为什么没把它脱掉。

　　这时那男人说：“您应该把您这身熊皮扒掉，”并没有什么表情，又说：“我把狗带出去。”说完就出去了。阿尔伯特脱掉大衣，他的确觉得很热。卡塔琳娜的妈妈用手指拎起大衣到前厅去，大衣很重，用手指尖是拎不起来的，这女人只好向大衣的重量屈服，把它搭在胳膊上。她出去以后，阿尔伯特又听见狗的呜呜声，好像叫了几声，终于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卡塔琳娜的父母回到了客厅，她父亲说他已经把狗带到外面去了，今天本来不是拴着它的日子。她母亲请阿尔伯特到咖啡桌边坐坐，卡塔琳娜一会儿就来，请他先吃点东西。

　　阿尔伯特拿了一块苹果蛋糕，卡塔琳娜的父亲也拿了一块，她母亲不肯吃蛋糕，只喝咖啡。父亲说，听卡塔琳娜讲过一些他的情况，能认识他很高兴，他说他不想兜圈子，还是应该开门见山地让阿尔伯特知道，他和他的妻子对阿尔伯特本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请他以后不要与卡塔琳娜接触，免得对卡塔琳娜今后的学业和职业产生不良影响。他把这些话一口气说完，语气平淡而温和，像是在谈论苹果蛋糕的配料。阿尔伯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了吃蛋糕的胃口。他突然想起威廉·赖希书中的图表。结构像辆装甲车的图表。他却没有装甲车般的构造，觉得自己在哆嗦。他从衣袋里拿出烟草荷包来，卷了一支烟。他抽的是参孙牌。

　　参孙是能赤手空拳撕裂狮子的巨人。他真想拧断那猎犬的脖子。

　　他把烟点着的时候，那个母亲起身离开桌子，开了一扇窗。她走出房间，回来时拿了一个烟灰缸，默默地放在阿尔伯特面前。阿尔伯特说了声谢谢，又不说话了。他想到了西班牙，想到了在那里法西斯曾将大铁块挂在反对者的脖子上将他们绞死。他觉得此时自己的脖子上就挂着铁块。已经挂上了。他在这儿每坐一分钟，绞索就紧一分。他知道这是特别难熬的一刻。这关系到他的尊严。但是，被蛀虫咬啮着的克鲁泡特金侯爵殿下，坐在他深爱着的姑娘的家中，维尔茨堡家具制造商的客厅里，该如何卫护他的尊严呢。阿尔伯特想起了草裙，又想起卡塔琳娜的白衬衣，剪裁得像男衬衣一样，天气暖和时，衬衣的钮扣只随随便便地扣着。不能再想下去了，他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烟上。一点烟丝沾在他的上唇上。

　　卡塔琳娜的母亲当然已经发现了烟丝。她这半天没干别的，只是注视着他抽烟。

　　在他卷烟、抽烟的时候，她就用夹杂着厌恶、戒备和准备干预的眼神紧盯着他。

　　好像他手里的不是烟，而是手榴弹。她注视着他将烟丝从上唇拿下来，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捻了一会儿，扔进了烟灰缸。阿尔伯特本来可以将烟丝扔在地毯上，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

　　第四章

　　“怎么了？”

　　阿尔伯特听见埃琳娜的声音，怔了怔，才明白过来。仿佛那时的胆怯来到了体内，所有的刺激感都飞逝而去，他一下子就对埃琳娜意兴阑珊起来。她没再说什么，放开他，点了一支烟。阿尔伯特只回答：“没什么，”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坐直身子，其实周围根本看不见什么散步的人。他没话找话地说：“多好啊！，，埃琳娜用怜悯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弄得他脸上泛起了羞臊的红潮。尽管她没有说出Cretino 这个词，阿尔伯特却似乎听见了。也许是麻雀在枝桠问的啾唧，也许是河对岸兽苑里鹭鸶或是驼鸟的低鸣。动物们从怔忡中醒过来，欢快地跑来跑去。

　　就连那两只像是红棕色的鬣狗，一直伏在半人高的草丛中。像被麻醉了一样睡觉，只露出了背上的毛，此时也立起来嬉闹着。阿尔伯特嫉妒这两只鬣狗，他也嫉妒鹭鸶和驼鸟。对驼鸟的嫉妒轻一些，因为它们身子大，脑袋小，脑细胞也少。

　　“看啊，对面的鬣狗，”阿尔伯特对埃琳娜说，她撇着嘴唇，却没有把抽了一半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因为她一只手里拿着口红，另一只手举着小镜子。不知什么时候，她停止了拿口红绕着香烟打转的试验，把口红和小镜子放进手提袋里，把烟头扔在碎石子地面上。她一边用鞋跟碾着烟头，一面说，她对鬣狗不感兴趣，对胡狼也没有兴趣，她现在要回家了。一个人。

　　这句“一个人”是她那么斩钉截铁地说出来的，让阿尔伯特不敢提出别的建议。他说：“行啊。”本来还想再说一遍刚才有多么美好，但是他明白，提这个会让他变成一个傻瓜。再说也并不那么美好。而是很伤感。她的吻在头一秒钟还让他那么幸福，在第二秒钟就让他伤感了。后来也一样。然而这时阿尔伯特也感到，分离让他心情沉重。他想拥抱已经站起身来的埃琳娜，再吻她一下来告别，她却闪开了，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脸颊，说了一声Poveretto （意大利语，意为“小可怜”），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去。阿尔伯特看到她快走到滨河路的尽头时又点了一支烟，抽着烟往吕策乌弗方向去了。

　　她叫他Poveretto ，大概是“可怜的小家伙”或是“可怜的小伙子”的意思，往善意的方面去解释，算是温存的表示。往不那么善意的方向呢，可以翻译成“可怜的傻瓜”。阿尔伯特搞不清楚，埃琳娜是用一声爱称与他告了别，还是侮辱了他。同样，他也不知道，他们在动物园里这一段共处，是一场恋情的开始呢，还是结束。他决定静观其变，不要逼迫埃琳娜。她吻了他，她跟他的关系变得很亲呢，即便方式比较特殊，即便是在公园的长椅上。这超出了他所梦想的。他应该高兴才是。可他高兴不起来。还在回家的路上，他就觉得太阳穴和头盖骨胀痛得厉害，仿佛脑袋里被注进了太多的血。

　　第二天，他没有到蒙特斯特拉去。他觉得这样不合适。他害怕面对她，不知她会做何反应。他不想再被她叫做Poveretto.第三天，想见她的渴望已经把他推到了酒馆的门口，但是他没有进去。第四天，他几次从蒙特斯特拉门前走过，但是不敢进去。第五天，他向自己招认，像一条野狗一样在酒馆外头逡巡是不光彩的，他决定不去了，而是到体育场去，然后去游泳。他一定要转移注意力，一定要让头盖骨下面淤塞的血液奔流出来。最重要的是，他绝不能让埃琳娜发觉，他已经不能没有她了。

　　他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体育场，它就在威尔莫斯多夫夏季游泳场的边上，这几年他经常到这儿来。他可以在这儿训练，训练这个词儿听起来有几分吹牛。说得准确些，他在这儿活动活动，跑上几圈，弯弯腰，做几下俯卧撑，伸展伸展。

　　收拾起运动包，骑车到体育场，把车子放在联合会餐厅边上，背着包走下看台，走到跑道边上，让他很快活。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健康而结实的人。

　　他曾经试过几次加入某个协会来做运动。有一段时间他加入了柏林邮政体育协会的拳击训练队。这个协会也接纳非邮政系统的人员。他后来认识到，他之所以想练拳击，是读了太多的海明威的书，又对自己的身体条件认识不足的结果。

　　在训练的头几个月，他就深刻体会到，在莫阿比特区体育馆里进行体能训练，跑步，做伸展动作，跳绳，那滋味与坐牢也相去不远。他倒是很喜欢打沙袋，不过一开始在这方面也遇到了技术困难。他举臂的姿势不对，击打沙袋的时候，拳头转动的方向也不对，因此，尽管他是戴着拳击手套的，还是引起了指节骨疼痛，后来发展到肩膀和胳膊。但他仍然继续练拳击，在跟一个拳击伙伴进行了头一场比赛之后才罢休。为这场比赛他准备了好几个月。这也是他第一次戴上头盔。头盔一直盖到耳朵，以免耳朵被打得像烂菜花。戴头盔的作用就是他什么都昕不清楚，几乎是半聋地参加了比赛。

　　他的拳击伙伴是一个真正的邮政职工，是包裹投递员。教练担任起裁判的角色，说了一声：“开始！”第一回合开始。阿尔伯特的战略打算是注意步法，控制好上身的姿势，也包括胳膊的姿势，慢而稳地向对手移动。但对手的想法看来完全不同。阿尔伯特还在中规中矩地摆出一脚前一脚后的步态，同时把胳膊抬到胸部及脸部的前面。形成一个正确的角度，对手就向他直冲过来，二话没说，一记重拳打在他的脸上。在那个瞬间，阿尔伯特觉得自己差点被打倒了。由痛生怒，阿尔伯特朝对手大吼一声“混蛋”，一脚向他下身踢去。包裹投递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裁判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阿尔伯特就扬长而去，跑进了更衣室，下定决心再也不练拳击了。由此他深信拳击是一项粗暴而野蛮的运动，是打手、罪犯和包裹投递员的运动。

　　阿尔伯特再不想与拳击发生什么关系。他决定走一条“温和路线”，上了一家柔道学校，这是由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的德国人开办的，他是在日本少数几个获得了段位的德国人之一。但他毕竟没法靠这个头衔吃饭，因此在柏林开了一家柔道学校，来这儿训练的有运动健将，也有阿尔伯特这样的初学者。

　　阿尔伯特喜欢柔道训练，尤其是摔倒练习。头几个星期里，他除了摔倒投练别的。那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不懂得怎么摔倒，即使摔倒过，那也是错误的。

　　他倒下时胳膊是屈着的，这样会撞着肘部。在柔道学校里，他学会了伸开胳膊跌倒。还不光是这样呢，不但要伸开胳膊，还要让胳膊平着碰到地面，把胳膊摊平到能感到疼痛的程度。这样可以减小撞伤脊柱的可能性。这就是摔倒练习中所包含的智慧。这样在不危险的时候，可以承受压力，在可能发生骨折或其他情况时，可以减轻压力。在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阿尔伯特能摔得相当好了，好得就像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摔倒过一样。确实他也很少摔倒。事实上，在他这一生中，当真摔倒只有一次。那是他想学会轮滑的时候。当时他重重地摔痛了尾骨，之后再也没玩过轮滑。不过也没当真摔倒过。在这里，在柔道学校，他一直摔得很好，而且越来越好。甚至有点盼着在柔道学校以外的地方摔一跤。但是他没有在柔道学校以外摔倒。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在柔道学校以外使一下柔道动作。柔道是为它本身而存在的。理论上讲，人们学它得不到什么。如果能得到的话，那就是段位和开一家柔道学校。

　　除了摔倒练习之外，阿尔伯特也很喜欢柔道的礼仪，大家一起跪着，闭上眼睛，保持固定的姿势，凝神静气，等候教练的手势，然后在站起身来之前鞠躬。

　　问候的仪式，摔倒练习，告别的仪式，这些本来可以让阿尔伯特相当满足了，二人对练时却出了麻烦，因为这种情况下两人的距离非常近，阿尔伯特还从来没像练习柔道时这样如此亲密接触别的男人。特别是在倒在地板上搏斗的时候，两人紧紧缠在一起，脸贴着脸厮斗。阿尔伯特不喜欢跟一个陌生男人脸贴着脸搏斗，或者死死地相互扭结，动弹不得。他也不喜欢被一双男人的腿夹住脖子使劲往下按，感觉到对手的光脚丫压在后脑勺上。

　　可偏偏是脚。练柔道是要光脚的。老得抵挡对手的光脚，尤其是碰到一位脚法高手的时候。玩柔道的脚法高手的脚就像一般人的手那么灵活。有一次他的对手是一个能用双脚扭伤对方耳朵的家伙，这一招虽然不合规矩，却很有效。阿尔伯特从没想到会有一个陌生男人用脚扭住他的耳朵。他对于柔道的基本思想还没有真正理解，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用一招别腿或是大背胯把对手扔在地上，首先得把他拉到自己身边。

　　只要能让对手动弹不得，不管用什么招数，掐住也好，搂住也好，总归是好的。如果能让他双肩触到垫子，那就更好了。阿尔伯特的大多数对手往往只是一个肩膀触到垫子。假设他能办到，假设他能让他们的一个肩膀触地，他们会闪电般摆脱这个局面，用双脚与阿尔伯特缠斗不休，逼得他双肩触垫为止，或是紧紧夹住他，迫使他动弹不得。在这一生中，阿尔伯特从来没像在柔道学校这样，双肩如此频繁地与地面产生联系。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动弹不得。对他而言，柔道学校成了一个学习无法动弹的学校。他在这儿学到的是，大汗淋漓，红头涨脸，完全动弹不得，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抱持中苦苦忍耐。

　　阿尔伯特转移到了跑道上。在这里，没有人会压住他的脖子，在这里也没有人离他那么近。或者说几乎没有。在体育场上，惟一能接近他的应该是管理员。

　　阿尔伯特在威尔莫斯多夫体育场锻炼的几个夏季中，管理员从来没有露过面。

　　这个体育场是免费的，状况不大好，草地没有人修剪，坐椅锈迹斑斑，还有一些干脆不见了。跑道上坑坑洼洼，杂草丛生。然而在体育场的东南角，露台式的看台上，有人种了几排葡萄，成了一个小型的坡地葡萄园。与场馆的其他地方不同，这里得到了精心的照料。尽管阿尔伯特按时到跑道上跑圈儿，却从没见到葡萄园那儿有人。这里显然是没有管理员的。即使这葡萄没什么收成，不适于再加工，这个葡萄园也会给体育场平添几分地中海的氛围，尤其是在夏日的傍晚。

　　阿尔伯特只需要对城市高速路上的噪音，以及福尔肯贝克街上的卷烟厂飘来的微苦气息不予理睬，便可以幻想着自己不是在威尔莫斯多夫跑步，而是在南方的某个地方。跑完步后，他淌着汗，喘着气，躺在草地上，摊开手脚，仰望着蓝天，让肺里充满体育场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时候他是快乐的。如果有某个学体育的女大学生，或是联邦保险机构的某个年轻女主管也在这儿跑步，那他就更快乐了。那样，紧邻的垃圾处理场高耸的三个时而被黄雾笼罩的大烟囱都不会破坏他的心情。

　　有一天，威尔莫斯多夫体育场的草皮被翻新了，阿尔伯特在这里的快乐也随之改变了。随着新草皮而来的是一个新管理员，随着新管理员而来的是一块写着“禁止践踏草地”的牌子和南方之梦的结束。奇怪的是，更换的仅仅是运动场的草皮，其他的都没有变。摇摇欲坠的看台和破烂的凳子还都是老样子。来跑步的人还可以继续使用同样需要修整的跑道。但是不许跨人草地了。管理员监督着人们是否遵守这条禁令，他不出那问在葡萄园左边、看台上方的小屋子就能做这件事。尽管体育场的设施破烂不堪，广播器材却还能用，管理员为了保护草地不受践踏而将它派上了用场。阿尔伯特的一只脚刚踏上草坪，操场的四个大喇叭里就传出管理员的吼声：“离开草坪！，'

　　广播器材似乎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产物，声音滋拉滋拉的，赋予说话者金属般粗豪的音色。当大喇叭里传来管理员的喊声时，他本人是不露面的。他只有在不得不一连喊了几次“离开草坪”之后才会出现。一开始阿尔伯特马上服从命令，因为这个不知是谁发出来的声音还是挺有震撼力的。慢慢的，这声音的权威性减弱了，阿尔伯特在听到第一次警告之后敢于第二次踏上草坪，但马上又被大喇叭里传来的命令警告，尽管阿尔伯特往往是在离管理员的小屋最远的操场边上向草坪跨出脚步，但管理员似乎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举一动。

　　后来，阿尔伯特企图抗拒一下管理员的命令，在跑完步、又听到几次警告之后，他把鞋扔在草坪上，光着脚在跑道上走了几步，可是就连这也引得管理员打雷似的大吼：“把鞋拿出草坪！”这“把鞋拿出草坪”是第三次命令，而这第三次命令意味着管理员将走出小屋，点上一支烟，拿望远镜观察阿尔伯特。阿尔伯特马上把鞋拿起来，但还是在跑道上蹦跳几分钟，免得让自己露出惟命是从的样子。

　　一方面，管理员的出现能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倒也没什么其他举动。

　　因此不久之后，他又一次想扩大他的活动范围，不但向管理员的三次提醒和他本人的露面发起挑衅，而且对人家的登场置之不理，不肯把鞋拿出草坪，反而在鞋旁边躺下，做做体操，包括几下仰卧起坐，这样能保证他看到管理员正用望远镜观察他。这个他并不在乎，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草坪和运动。

　　有一天，阿尔伯特照原样进行运动计划，遭到警告——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不听警告，把鞋放在草地上，做起体操来，在做一个仰卧起坐时，发现管理员旁边站了两个警察，虽然没用望远镜，却也在往他这边看。阿尔伯特愣了一下，继续做仰卧起坐，因为警察好像也在发愣。但是，当他们采取第一步行动，也就是走下看台，往跑道上走那一瞬间，他从草地上捡起鞋，穿过与威尔莫斯多夫夏季游泳场近在咫尺的体育场后门，溜走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还算从容不迫地走到游泳场，平心静气地买一张门票。

　　然而收费处的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老式柏林游泳场的收款员，对他的买票要求不予理睬，反而把脑袋往左一扭，跟一个站在售票处旁边检票、撕票的“游泳师傅”

　　聊起天来。

　　阿尔伯特又说一遍，想买一张门票，女收款员起身离去。他一气之下，又怕随时可能被那两个警察撞见，便想不买票闯进游泳场，却被那个“游泳师傅”挡住了，伸开的胳膊像拦路横杆一样，操着一口柏林腔，对阿尔伯特说：“上哪儿去呀，师傅？”

　　如果说柏林人有什么让阿尔伯特讨厌的地方，那就是“师傅‘’这个称呼。

　　柏林人习惯用“师傅”来招呼任何他们想表示出一点轻蔑的人。阿尔伯特真想用拳头来说话，告诉这个“游泳师傅”，这儿谁才是真正的师傅。他甚至转了转念头，要不要在这个非正式场地用一招“内股透‘’或是”足车“（柔道里的两种技术称谓），然而他毕竟对自己打架的经验信心不足，何况那两个警察随时都可能出现，而他又没有门票。于是他对”游泳师傅“说：”把您那套柏林傻话省省吧。“这人疑惑地往身后瞧了瞧，好像阿尔伯特是在跟别人说话。阿尔伯特不说话了，”游泳师傅“也不说话了。他仍然张着胳膊，阿尔伯特的视线越过他的肩头，瞪着人们躺卧的草地边上杨树的树梢。

　　两个人都不做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警察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警察没有来，女收款员却来了，手里拿着一大卷东西。“门票，”

　　她对“游泳师傅”说；他放下胳膊，有那么点招人讨厌地冲着阿尔伯特一扬头，退回收款处旁。女收款员把那卷东西装进售票机里，阿尔伯特这才买到一张门票，递给“游泳师傅”。他却依然一言不发，只是瞟了一眼门票，又那么招人讨厌地一摆脑袋，示意他到更衣室去。

　　阿尔伯特没往更衣室走，而是走到长五十米的泳池的尽头，在石头露台上坐下。这是大多数常来游泳的人最喜欢的地方。这是多云的一天，游泳场里没有几个客人，石头露台上除了两三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估计是偶然到这儿来的——他只发现了一个常客。

　　阿尔伯特经常看见这个人。对他而言，这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柏林泳客，在某种程度上，他算得上一个他喜爱的柏林人。这人大约四十几岁，是个胖子，天天到游泳场来。另外，从每年开张的头一天，而且往往是阴冷下雨的一天起，他的背上、肩上和胳膊上就有深红色的晒痕。跟许多柏林泳客一样，他很少下水，大部分时间都躺在露台上。他之所以引起阿尔伯特的兴趣，只因为他与众不同的一点，他从来不带浴巾，而且显然喜欢大大伸展开手脚，躺在粗糙的石头上。背朝天。

　　阿尔伯特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躺在地上的人。他那样紧、那样近地贴着地面，让别人仿佛也能在自己脚下感觉到那份压着他的沉重。阿尔伯特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他这样长久地躺在地上的人。整整一个上午就这么躺着，而且直到傍晚才起身。

　　据阿尔伯特估计，在天气好、石头微微发热的时候，这男人在地上平均要躺上六至八个小时。他不但那么紧、那么近、那么久地挨着地面，而且很安静，几乎一动不动。偶尔游泳池过道边上的淋浴喷头中会有几滴水溅到他身上，他的身子微微哆嗦一下，马上又安静下来。

　　第五章

　　很明显，游泳池能够让这个男人平静，赐予他一种基本的安全感。阿尔伯特这一生也去游泳池，但从来没有让他真正地舒服过。或者说，只有在水中，在游泳的时候才感到会舒服。若是不下水，不游泳，则游泳池是让他紧张的。一方面，从儿时起，游泳池就是他最重要的避难所。而另一方面，从儿时起，游泳池就让他紧张。当然，让他紧张的并不是游泳池本身，而是那些女孩子。在他刚刚学会游泳之后，也就是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女孩子就让他迷惑。

　　阿尔伯特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过所谓的潜伏期。潜伏期指的是在躁动的青春期之前相对平稳的时期。进入炼狱之前的暂时的平稳时期。阿尔伯特记不起自己有过这么一段暂时的平稳。他一直都很躁动，即使不是从婴儿时起，起码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是躁动的。他不知道肌肉的放松、婴儿安宁的睡眠和陶醉在母乳的甜香中是什么滋味。阿尔伯特一出世便是个浑身绷紧的赤裸的孩子，便受着发痒的折磨。而且，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一种类似性欲的东西和一种持续的躁动。这种持续的躁动让他绷得更紧，同时痒得更厉害。

　　他仿佛记得，痒和肌肉的紧张在他离开母体那一刻就开始了。离开湿润而轻飘的母体，立刻引起了赤裸的身体的紧张和皮肤的又痒又干的感觉。他仿佛还记得，他刚刚降生，脐带还投有剪掉，还没有洗身，他立刻产生了强烈的伸展和放松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他发现世界是颠倒的。这一定是在助产士抓住了他的双脚的时候，让他头朝下待了那么短短的一瞬，然后把他放进盆里，洗净了身体。

　　这是他幼时最放松、最舒展的一刻。之后基本上就是痉挛感了。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拼命想减轻这种痉挛感。在自己身上到处揪扯，乱抓乱挠，有时候母亲发现他躺在儿童床上，脸颊、额头、嘴角、肚子或是大腿上流着血，好像被哪个粗暴的家伙虐待过乃至蹂躏过一样。不过，即便他是一个被蹂躏的孩子，也是被他自己蹂躏的。他是一个自虐者。这种自虐投有任何结果，没有像游泳池那个胖子所享受的舒服的寒战。尽管阿尔伯特也是个胖乎乎的小子，但是胖并不足以让他享受到舒服的寒战。

　　幸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瘦。否则他也绝不会去游泳。不过他仍然在自己身上乱抓。肥胖仿佛是一层过紧的皮下组织，牢牢地存于体内，他触摸不到。当他去游泳的时候，他用不着抓挠自己。尤其是在水里，皮下的紧张感离他而去。他的紧张可以用水来缓解。游完泳后，这种状态还能持续一会儿。不痒，不紧，不胖。当他爬出游泳池水面，在浴巾上舒展开身子的时候，他本来应当是很快乐，很满足的。

　　可是那儿有女孩子。她们与他近在咫尺，因为他总是到女孩子们躺着的地方躺下。如果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同学们一起去游泳，他们就都到女孩们所在的地方躺下。有时他们离女孩们太近了，女孩们就把自己的浴巾挪一挪。可是，女孩们一下水，他们又把自己的浴巾拉到女孩们的浴巾旁边。就这样，在游泳场免费开放的某一天里，他们能在草地上挪一大段距离。女孩们往前挪，他们在后面追。

　　这也算是一个游戏，就像女孩们一般并不当真让男孩碰的事实一样。在身体接触方面，她们只允许上身的碰撞，推一下，或者用手绢打一下。心存忠厚的成年人会把这看成小孩子的顽皮胡闹。然而阿尔伯特在嬉闹时却心知肚明，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去碰不允许碰的女孩们。不过他总是不成功。有一天，他发现他的一个同学不但碰了一个女孩，还吻了她。可阿尔伯特还是做不到。而且这女孩还是他喜爱的那种类型，乌黑的长发，健美的身材，勉强用一件比基尼遮盖着。

　　说实在的，她不仅仅是他喜爱的那种类型，她就是他生命的女孩。

　　在以后常去游泳场的岁月里，他生命的女孩还吻过他那一帮伙伴中的几个，就只没吻过阿尔伯特。后来，他还有过好几个或者说很多个生命的女孩，都没有吻过他。但是这个女孩最让他痛苦。那时，当他那位同学跟那女孩接吻时，他假装在读一本连环漫画。事实上，阿尔伯特用铅笔在书上刺了个洞，一切都尽收眼底：两个人身体的摩擦，男孩突然伸进女孩短裤里的手，女孩犹犹豫豫的半推半就——这一点让阿尔伯特尤其兴奋。还有那一瞬间，女孩把舌头伸进了男孩的耳朵里，一边朝阿尔伯特瞟了一眼，恰恰看到他的连环画册，恰恰看到他连环画册上的洞，最后视线穿过那个洞，射向他张大的瞳孔。阿尔伯特跳了起来，卷起他的浴巾，故意懒洋洋地说了一声：“我走啦。”其实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而且觉得很难受。

　　后来，阿尔伯特发现这一瞬间总是挥之不去，它一再出现在他的梦中，每次醒来时，他的心都在狂跳。许多年过去了，他又旧病复发，只好向这讨厌的梦屈服，在威尔莫斯多夫夏季游泳场，他又一次在报纸上挖了个洞，透过洞向外看。

　　不过他只干过一次。那是在他没通过期中考试的那个夏天。当时他上到第四个学期，想以分析拉斐尔[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有“画圣”之称。

　　他曾在罗马梵蒂冈教皇宫创作一系列壁画，先后作于宫中的签字大厅、埃利奥多罗厅、火警厅以及宫中敞廊等] 在签字大厅的壁画的装饰花纹来通过考试。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他想谈画框总比谈画本身简单些。但是他没有料到，考官非但没有敷衍了事地问问拉斐尔的画框装饰就作罢，而且不厌其详地考问可与之相比的十五世纪绘画中的纹饰。阿尔伯特在考试时只得老实承认，他既没有研究过梅洛佐[ 梅洛佐（143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15世纪大壁画家之一]为梵蒂冈西斯克图斯四世的图书馆画的湿壁画，也没有研究过费利皮诺·里皮（费利皮诺·里皮约14571504，意大利画家，其作品以风格华丽著称）在密涅瓦山上的圣马利亚教堂卡拉法小礼拜堂的壁画，以及平图里乔（平图里乔约1454—1513，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以壁画的强烈装饰风格著称）在罗马的阿拉科里的圣马利亚教堂布法里尼小礼拜堂的壁画。他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布法利尼小礼拜堂，对平图里乔的壁画更是一无所知了。

　　考官不是德尔布吕克本人，而是他的一个助手，这人对平图里乔和梅洛佐简直如醉如痴。另外，和大多数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一样，他热衷于对比。当艺术史学者谈到一幅画的时候，往往要谈论十几幅在任一方面有一丁点可比性的画。这十几幅画当然又可以与另外的画相Lt，于是大多数艺术史学者面前展现出无数可比较的画以及种种绘画技巧、画风和主题，让他们高谈阔论个没完没了。在阿尔伯特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德尔布吕克还可以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重点谈一幅画。

　　相反，他这位助手却抓不住主题，而是天马行空地东拉西扯。

　　德尔布吕克的助手在考试时不但提到了梅洛佐和平图里乔，还详细地谈到了布拉曼特（布拉曼特14441514，意大利建筑师。兼通绘画与雕刻）在米兰的创作，尤其是圣萨提洛附近的圣马利亚教堂的花纹壁柱。阿尔伯特发现，这位助教本人也是一个可比较的题材，他可以跟安托内洛（安托内洛约1430—1479，意大利画家）的《雇佣兵队长》相比。这幅画是阿尔伯特在去卢浮宫的一次学术参观中见到的，那次参观德尔布吕克的助教也去了。当时阿尔伯特就注意到，德尔布吕克的助教与“雇佣兵队长”很像，因为“雇佣兵队长”是一个有几分农民气的人，脸部线条很粗，头发像个圆滚滚的盖子，额头隆起，显得有点傻气，又有点执拗。

　　德尔布吕克的助手也留这种难看的发型，于是阿尔伯特很想提醒这位助教，他与安托内洛的“雇佣乒兵队长”很相似，但他忍住没说。关于平图里乔和梅洛佐佐他一句也没答上来，助教便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拉斐尔的～迈安德“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迈安德“是小亚细亚地区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因此人们以这条河的名字来命名弯弯曲曲的花纹。

　　“地理学得倒不错，”德尔布吕克的助手板着脸说，又说：“purpura maeandorduplici.”。阿尔伯特问：“什么？”德尔布吕克的助手又说了一遍：“purpuramaeandor duplici”。看来这位助教又要联想起什么了。阿尔伯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助教又问他，读没读过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里面有关于纹着双线紫色波纹的金色衣袍的描写。然后他说了第三遍：“purpura maeandor duplici”。

　　如果阿尔伯特的胆子大一点，他就会对助教说，别卖弄你那蹩脚的拉丁语啦，还是自个—儿留着吧。可是阿尔伯特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于是他说：“双线紫色波纹。”助教微微一笑，说：“不错。”听到这声“不错”，阿尔伯特恨不得扇助教一耳光。他也很想请问一下，助教为取得大学执教资格而写的论文进行得如何了。因为系里早已议论纷纷，助教的论文写的是伯纳诺·斯特罗齐以及斯特罗齐与威尼斯画派的卡拉瓦乔的弟子西蒙·乌埃及奥拉佐·真蒂莱斯基（伯纳诺·斯特罗齐1581—1644. 意大利画家；西蒙·乌埃1590—1649，法国画家；奥拉佐·真蒂莱斯基1562一约1647，意大利画家，受卡拉瓦乔影响的主要画家之一）

　　的矛盾，好久以来没什么进展。但是阿尔伯特根本没有机会向助教请教一下斯特罗齐，因为助教说，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佩鲁吉诺约1450—1523，意大利画象。曾在西斯廷礼拜堂作壁画，对盛期文艺复兴美术有一定的贡献）在佩鲁贾作的组壁画中，也可以找到维吉尔描写的花纹。在那上面，先知但以理的领口饰纹是双线波纹，黑底，金线，卐形波纹。

　　助教直截了当地说出卐形波这个词，就像在说叶状花纹或奇形花纹一样。阿尔伯特也知道，的确有卐形波纹，他在准备考试时读过一篇关于波纹的文章，里面提到过。但是他不太敢说出这个词来，他也不愿意说出来。阿尔伯特不愿意与卐形波纹有什么关系。可以说，他也不想与德尔布吕克的助教有什么关系，何况这家伙还继续大谈特谈波纹与迷宫的关系，本来阿尔伯特自己想谈这个内容的。

　　他觉得自己仿佛要起过敏反应，先是眼睛发痒，之后舌头发干，还有点肿胀，当助教说到“purpura maeandor duplici”的时候，他觉得气管。要肿起来了。

　　阿尔伯特没再说什么，听任助教大发议论。在考试将要结束时，助教依旧喋喋不休，非强强调指出，拉斐尔在签字大厅的波纹就是上帝的智慧和人类的智慧相互关联的象征，因为签字大厅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说到宝库时，助教久久凝视着阿尔伯特，转动着眼珠，转得连瞳孔也险些不见了，最后他合上了眼睛。

　　阿尔伯特真想一走了之。他肯定还得补考。但是在助教闭着眼睛的时候，阿尔伯特依旧坐在那里。而且阿尔伯特也很好奇，想知道等助教睁开眼睛，他的瞳孔还在不在。助教睁开眼睛，张开嘴，神态恍惚，而说出来的话简直可以马上印成文字：“平图里乔在锡耶纳大教堂皮科洛米尼图书馆所绘双线波纹，已由拉斐尔聪明而令人信服地发展提高为书籍世界的标志性主题。”说完，助教站起身来，眼睛还半闭着，走到门口，打开房门，等待阿尔伯特离开房间。

　　这次考试之后，阿尔伯特很少去上课，几乎每天都到威尔莫斯多夫夏季游泳场去。艺术史不再是他想学习的东西了。他的艺术史应当是与美、性、魅力有关的东西，是与他想去触摸、而不准触摸的姑娘身上的某些地方有关的东西。他生命的女孩早就透过连环画册上的洞看到了他，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而现实呢，从那以后并没有多少改变。他还是坐在游泳场里，瞪着姑娘和少妇们。他再也没有起过在书报上刺个洞的念头，直到考试后的第二天，他在游泳场看见一个年轻女人，酷似当年那小姑娘，仿佛只是那长大了的小姑娘。

　　这女人躺在较高处的石阶上，可以俯视游泳池。在她后面，石阶的尽头，就是阿尔伯特常坐的长椅。这女人的身材像个游泳运动员，说得更精确些，像个长距离游泳运动员，肩宽腰细，只是胸部丰满，不符合长距离女游泳运动员的典型特征，但是，与她的田径运动员一般的体形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迷人。阿尔伯特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他知道，鹰一类的猛禽能够改变自己眼睛的焦距，在高空中发现猎物。这种能力在兀鹫的身上体现得最强烈。此时阿尔伯特就像一只兀鹫一样，视线围着他的猎物打转。他更加长久而仔细地盯着这女人，好让她身上的细微之处越来越近地推到眼前：肚脐旁边的一小块色斑，裸体上细软的绒毛，耳轮上反射着阳光的一滴水珠。当然，他也注视被她的比基尼掩盖的地方。

　　他真想将比基尼一把扯下来。

　　这女人来游泳池的时间很规律，一般都在中午。当她在石阶上伸展开身子躺着的时候，阿尔伯特总是在长椅上坐着。她常常随身带着一只小录音机，很少留心身旁的事物，所以阿尔伯特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她。有几次，她突然摘下耳机，直起上半身，看一眼身后的阿尔伯特，他立刻闭上眼睛，尽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他必须谨慎从事，他不想把这女人赶跑，若是她从此再不来游泳场，哪怕仅仅是换个地方，那他该是多么沮丧啊。为了以防万一，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来游泳场的路上买一份《法兰克福汇报》，把自己藏在报纸后面。他只有一次在“汇报”上刺了个洞，那感觉跟自己还是个青春期的小男孩时一样无奈。除了这次之外，他只不过利用报纸做个道具。一个普通的读报人是不会引起疑心的。

　　阿尔伯特每天在游泳场观察这个女人，过了几个星期，他幻想着自己能将她了解得更细微，将她身上最不起眼的地方都了解到。他不仅看到了她肚脐旁边的色斑，嘴角的纹路，和十指上斑驳的红色指甲油，还看到了她右膝上有一块疤，显得有些稚气，这段时问以来，他对这块疤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新东西，她左肩上有一块红斑，大约四厘米长的一块抓伤，就在她的胸衣带子旁边。他喜欢这块抓伤，他真想去摸摸这个刚刚结痂的伤痕，想把痂从皮肤上抓下来。但是，如果他只是坐在长椅上，终归是办不到的。他必须去和这女人攀谈。

　　他早就应该去跟她说话了。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攀谈，尤其是在露天游泳场，这是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每年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男人跟成千上万的女人攀谈。她就在离他不过几米的地方躺着，躺在一块红色浴巾上，而他只需要走过去就是了。

　　但是他没有走过去。至少现在没有。阿尔伯特犹豫了好几天才壮起了胆子。

　　就这样，他卷起报纸，穿上一件T 恤衫，这样显得有礼貌一些。他走到那女人身旁，说：

　　“嗨，您有兴趣跟我去喝一杯咖啡吗？”那女人毫无反应。

　　她仰面躺着，戴着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太阳镜，一动不动。她就在他眼皮底下躺着，阿尔伯特看见她的两个乳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汗流。阿尔伯特看了一会儿汗流，又提高声音说：“嗨。”她还是不动，但躺在旁边的泳客已经开始对这一幕感到好奇了。阿尔伯特必须采取行动。他弯下腰，拍拍那女人的肩膀，她猛地坐起来，摘下太阳镜，眯着眼睛看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又问她愿不愿意跟他去喝咖啡。她看了阿尔伯特一眼，把棒球帽扶正，戴上眼镜，说：“不。”便躺倒在浴巾上，从袋子里拿出小录音机，戴上耳机，打开了录音机。

　　阿尔伯特还站在这女人旁边，又看看她两乳之间的汗流，他这才发现，她的汗像油一样稠。当一缕阳光射在这条汗流上时，它像是细密的纹影，微微闪着蓝光。她的肚脐旁边也积聚了油状的东西，阿尔伯特突然对这女人产生了反感。她的肚脐让他感到恶心。

　　第六章

　　埃琳娜不是躺在游泳场石阶上的女人。埃琳娜是走过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广场、让男人发呆的女人。阿尔伯特的发呆主要体现在脑神经和肌肉上，他拼命运动也无济于事。举例来说，他在体育场里的感觉就跟以前不一样了。跑步让他觉得无聊，觉得傻里傻气的，而且跑了几圈关节就疼起来了，头痛却并没有缓解。他曾去看过矫形外科医生，医生建议他到森林里去，在松软的地面上跑步。但是，在他这个地区，哪儿有森林，哪儿有松软的土地呢？医生又叫他到医疗体操学校去治头痛。阿尔伯特在这里又体会了被拉抻的感觉。女体操教师把他吊在一个装有绳索和吊环的架子上，将他拉到天花板处，吊了他一会儿。如果此时将他头朝下倒挂起来，那么伸展的感觉就太完美了。阿尔伯特倒是觉得这样减轻了头痛，最后彻底不痛了。只要吊在那儿，他就不觉得痛，但是直立起来，头痛又回来了。

　　惟一能真正救他的，就是给埃琳娜打电话。但是他害怕碰钉子。他不敢妄言自己积累了多少人生哲理，但有一条：如果你有求于人，你的机会就减少了。这一条他很早就学会了，可以说，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学会了，虽然在儿时他总是很有需求的，但他依稀记得，在他根本没表示出饿的时候，妈妈的乳房总在眼前。只要他一嚎哭、抽搐、喊叫，妈妈的乳房就不见了。如果他一副漠然的神情，那个带乳头的大白月亮就出现了，压在他脸上。不知何时起，他不再嚎哭、抽搐、叫喊，而是抵抗着饥渴的煎熬，漠然地看着世界。

　　后来，他仍然企图保持这个态度，不知何时却发现，装出无欲无求的样子，会导致别人的误解，以为他确无所求。但他不是没有需求的。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有过汹涌的饥饿感，像飓风一样把小床上的他摇来晃去。后来，除了汹涌的饥饿感之外，他对女性也产生了同样狂风骤雨般的渴望。他跟这种对女性的饥渴也争斗了好久，对每一个哪怕只引起他些微兴趣的女孩，他都尽量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来。小时，尽管他神情冷漠，还是会有人喂他、照顾他。但是，在他对女孩子装腔作势的时候，他却明白，那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只要他摆出无所谓的样子来，人家姑娘就会以为他当真无所谓。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成年累月，还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就这样消磨了大部分青春岁月，心里欲望蒸腾，脸上却若无其事。结果呢，岁月流逝，他的欲望却得不到一点点满足。不过，就算他不装出冷淡的模样，而是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往往还是要大失所望的。他向着世界勇敢地喊出一声：“我要你！”，世界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要你！”

　　而这世界大部分是女人的世界。不过埃琳娜，比任何比基尼美女都漂亮的埃琳娜，却没有说不。埃琳娜简直什么都没有说。但她跟他一起去过动物园，在那儿和他亲热过。她吻了他，而且可以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要了他，就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他本来可以跟她说说他对她的感情。他不必马上老实招认他对她的欲望多么强烈，只要告诉她，他非常喜欢她，这就够了。他想把自己那一套人生哲理抛到脑后。它们不值一文。它们是陷阱。人生哲理就是陷阱。

　　阿尔伯特下了决心，无论怎么也要冒一次险，便拨了埃琳娜的号码。他知道她住在离动物园不远的吕策乌弗，但他想象不出她的房子是什么样子。铃响了几下，她接了电话。他先跟她闲聊了几句，然后跟她说，他想再次见到她。她回答说：“到蒙特斯特拉来好啦，”他却不愿意。“不，不是这样，”阿尔伯特说。

　　他凝神听着听筒那头的动静，听见埃琳娜点了一支烟。她抽着烟，不说话，阿尔伯特能听见她抽烟的声音。她终于说话了：“等等，我去拿杯咖啡。”

　　他继续听着电话线那头的声音。大概她去厨房了。他想象着她的住处是什么样子。在吕策乌弗有几座经济创业年代的颇为壮观的建筑。她很有品味，阿尔伯特仿佛看到，她的住处是老式柏林建筑与地中海风格的结合。卧室里很平常，厨房里却有很多意大利风格的赤陶器具，他看到一张橄榄木色的桌子，深棕色的石子地面，他看到她正用来煮浓咖啡的咖啡机。在客厅里可以看到动物园，在她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也许她就在望着动物园。这时，他又听到了她的气息，和吐出烟的声音。他叫了一声：“埃琳娜？”她说：“啊。”接下来又没有声音了。阿尔伯特壮壮胆子，向她承认，他非常想她。他没有听到她回答，却听到杯子的当啷声，接着是咳嗽声，又是响亮的一声：“Dio mio ！”（意大利语，意为“我的天哪！”）她总算没有说Cretino.不过这句Dio mio 听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含义。埃琳娜说，她忘了放糖，咖啡苦极了，阿尔伯特这才放下心来。她又走开了，不过回来得很快，正正经经地说：“我同意。随你便吧。”她建议周末的时候在她家见面，然后把地址告诉他，告别时，她没有像通常那样用略微沙哑的声音说：“Ciao. ”而是很不寻常地说了一句：“Adieu.”（意大利语，也是“再见”的意思，但也有“永别”的意思）但她说了“同意”呀，这使得阿尔伯特情绪高涨。

　　她还说：“随你便吧。”阿尔伯特有点糊涂，但是他不愿多想了。

　　他极不耐烦地打发过了周末前的几天。星期六傍晚，他前往她家。在吕策乌弗虽然有几所经济创业年代的老房子，但埃琳娜却住在一座六十年代建造的六层破旧楼房里，灰绿色的水泥楼面，没有阳台。楼门开着，有些信箱开着，大部分都贴着手写的名牌。阿尔伯特等了一会儿电梯，电梯却好像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住了。于是他走上楼去，在楼梯间迎面碰上了尼诺，他尴尬得险些掉头就跑。这个蒙特斯特拉的瘦弱男人的脸色跟这座楼的颜色太相配了。阿尔伯特愉快地跟尼诺说了一声“Buongiorno”，尼诺板着脸回了一句“Guten Tag ”。（阿尔伯特说的是意大利语，尼诺说的是德语，都是“你好”之意）阿尔伯特不知道尼诺有没有认出他来。埃琳娜住在四层，房门上没有名牌，但她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他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户也没贴名牌，但他很走运，按对了门铃。

　　埃琳娜给他开了门，请他进去。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闪着丝光的紧绷绷的T恤衫，当即就激起了他想去触摸她的欲望。事实上，这几天里，他满脑子只想着跟她做爱，在她的住处，在她的床上，也许还在厨房里橄榄木的餐桌上。然而这里没有餐桌。没有什么橄榄木的东西。埃琳娜甚至没有厨房，只在房子的一角有炊具。她的家是一套一居室的公寓，有做饭的角落，有一个小小的走廊，和一间小浴室。这里也看不到动物园，只能看到天井般的内院。家具很简陋，一张折叠床，一个衣柜，沙发，茶几。两把扶手椅，和一台电视。此外有一个书架，架上放着三本书，哈罗德·罗宾斯（哈罗德·罗宾斯19161997，美国小说家）的《风格》和上下两册的专业美容书。

　　埃琳娜要阿尔伯特坐下，用煤气灶上只能煮两杯的咖啡机煮了咖啡。阿尔伯特继续打量这套房子。墙上光秃秃的，一张画也没有。阿尔伯特也没发现什么个性化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小摆设，只是茶几上的一个盘子里放着五六封信，都没有拆开，大多数像是公函。埃琳娜好像不拆信。也许他应该帮她处理这些信。

　　阿尔伯特看到一封信是动物园区财政局来的，下面的一封是外国人管理局来的。

　　“这是些什么信呀，”在她端来咖啡，挨着他坐下的时候，他问她。“不知道，”

　　她说。“你不想拆开吗？”他又问。她没有回答，只是搅拌着咖啡里的糖，呆呆地凝望着前方，阿尔伯特真想逃离这所房子，此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继而是另一种混杂着同情和性欲的感觉，也是那么强烈。这两种感觉本来应是相互排斥的，却混在一起交替上升。

　　阿尔伯特本想问问她尼诺的事，一开口却变成了：“我想跟你在一起。”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表白，埃琳娜却明白了，用她那冷漠得令人绝望的方式明白了。

　　她拉起他的手，说：“来吧。”把他拉到床前。她拉紧窗帘，开始脱衣服。阿尔伯特也脱光了，躺在床上，当他感觉到身边的埃琳娜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鸿运当头。他和世界上最美丽、最高高在上的女人一起躺在床上。她是一个温柔而经验丰富的情人，只是，她不要高潮。“现在不行，”她说，“也许以后可以。”她又说：“这并不重要。”

　　这个周末之后，阿尔伯特和埃琳娜成了一对情侣，没过几个星期，阿尔伯特就下定决心，他要永远跟她相守。他开始帮她处理她的事，给她拆信，陪她去政府部门。这是很耗时间的。信件中有提醒信，有申报户口等等事宜，信来了几个星期，埃琳娜也不去管。显然，她并不在乎这些信，德国政府的大印没有能力让埃琳娜着急。对她来说，德国永远是外国，德国政府也不是她的政府。在柏林，她几乎完全在意大利人中间生活，跟德国人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在业余时间，她也偏爱与意大利有关的东西，尽管她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视业余活动安排的人。

　　她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作与业余的区别。她一定有很疲惫甚至精疲力竭的时候，但是仿佛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疲惫或者精疲力竭。她的住处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业余时间里得到享受的避风港，跟她的住处相比，整天亮着日光灯的蒙特斯特拉几乎算得上舒适了。

　　不过他们偶尔到一家意大利俱乐部去，它名叫“卡洛。勒维”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算是生活在柏林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文化协会。他们在俱乐部看电影，听报告，与其他意大利人闲坐。这里没有人玩赌钱的纸牌游戏，蒙特斯特拉也没有其他人到俱乐部来。他们在这里看过帕索里尼的《乞丐》，阿尔伯特在佩鲁贾时已经看过，便讲给埃琳娜听，说在天使桥下面的船形喷泉就是卡美洛·西里奥拉的小船。在俱乐部，人们还讨论问题，讨论党的路线，讨论欧洲共产主义，讨论无政府主义。最喜欢辩论的是卡洛，他是一个老派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留大胡子，灰白的鬈发，戴一副白边眼镜，他拥护无政府主义，只要他来到俱乐部，就会引发一场关于党的路线的激烈论争，他还把共产党历史上所拥戴的路线，从忠于苏联的正统观点，到欧洲共产主义，再到历史性妥协，都抨击一番。

　　卡洛在大学里学的是社会学，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无论在意大利还是柏林，他都找不到工作。为了谋生，他在舍内贝格区的贝尔齐格街上开了一家冷饮店，靠着这家店，他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一间小屋，有两张桌子和一个柜台，里面放着冰柜。阿尔伯特有时到这里来看他，跟他谈谈自己的老时光，就是他还穿皮大衣，读威廉·赖希的书，感觉自己像个克鲁泡特金的时代。卡洛对克鲁泡特金持怀疑态度。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代表，而无政府共产主义不是他研究的范畴，他研究的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但他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也同样大受鼓舞，尤其喜欢克鲁泡特金的《论动物界中与人类中的互助》那一篇文章。阿尔伯特原本不知道克鲁泡特金还有过写动物的文章，卡洛说，他写过呀，比如，克鲁泡特金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少的鹰和那么多的鸭子。鹰会飞，会捕食，鸭子却只会游泳，只会摇摇摆摆。然而鸭子数量繁多，鹰却很少。尽管鸭子在生物学类种上是那么弱小，却是优于鹰的，这就在于互助的能力了。鸭子会相互帮助，鹰却根本想不到要去帮助别的鹰。结果就是，鹰只是一个少数群体，而鸭子却能结成一个世界性的联盟。

　　“鸭子到处都有，”卡洛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克鲁泡特金总是向人们大声疾呼：“要互相帮助！，，卡洛说话的声音很大，即使顾客随时都可能进来，他也不在乎。卡洛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阐述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集体性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一边接待往往是中小学生的顾客。阿尔伯特便坐在一张圆桌旁，舀起冰淇淋来吃，望着夏日喧闹的街道，听着卡洛说话。卡洛站在柜台后面的半明半暗中，手持搅拌用的大勺子，深情回忆着葛兰西（葛兰西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抨击早已失败的论战和政治斗争。

　　阿尔伯特从来不和埃琳娜一起去卡洛的冷饮店。不过埃琳娜知道柏林的很多意大利餐馆，到处也有人认识她。他们偶尔会在别的餐馆遇上蒙特斯特拉的人。

　　有一次他们遇上了“教皇”，他不但是蒙特斯特拉的股东，在夏洛滕堡还有两家比萨饼店。另外他还做食品生意，进口意大利货物，这样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阿尔伯特还在一家餐馆里看见了尼诺，他在那儿做侍应生。阿尔伯特感到很奇怪，他毕竟也是蒙特斯特拉的一个股东呀。埃琳娜给他解释，这是以前的事了，他在玩纸牌时把他的股份全都输掉了，阿尔伯特这才明白过来。怪不得尼诺比以前更加病病歪歪的了。阿尔伯特又问，他是不是也住在吕策乌弗，她说，他已经在那儿住了很多年了，她的房子就是他给找的。阿尔伯特又说，蒙特斯特拉那些人赌的数目好像很大，埃琳娜没有做声。直到聊起别的话题，她才又给他讲起餐馆的事。那是他从信筐里又拿出几封她一直没拆的信，想拿近些看看的时候。

　　他发现信的下面有一张柏林赌场的一千马克的筹码，像一张一文不值的塑料片一样放在这里。阿尔伯特问这张筹码是哪里来的，埃琳娜避而不答，在他不满意的追问之下，她才说，她的工作不仅仅是吧台的活儿，吧台跟台球桌一样，主要是给牌桌装幌子的。事实上，蒙特斯特拉是一个非法的赌博俱乐部，赌的数目很大。赌客们往往在后面的房间玩，但也经常在前面赌，只是不公开把钱放在桌上罢了。餐馆的经营者都参与赌博。常来的赌客中有意大利商人、餐馆老板、汽车商，也有几个厨师和侍应生。当然，这后两种人只能在有现钱或者有信用的情况下才允许参加。整个赌博活动的问题在于，它是在一个近于封闭的圈子中进行的，大家轮流输钱，向来如此，没人会去理睬赌输的人。欠了赌债，那是义不容辞，一定要还，赢钱了呢，也是义不容辞，老实不客气地纳入自己的腰包。这样，今天你可能是来餐馆吃饭的食客，明天变成了跑堂的，今天你是个大食品商，明天变成了厨子或是煎比萨饼的。不过，跑堂的或厨子若是攒够了本钱，还可以来赌一把，将损失捞回去。常赌无输赢，人人又都有赌瘾，风水就这么轮流转，蒙特斯特拉的老板也经常换人。大多数不可能真正发财，要是赢了一大笔，本来应该收手，但这事关赌品高下，因为每个输钱的人都想翻盘。谁要是退出了，一定是已经债台高筑了。

　　为了给这个圈子引来更多的钱，就需要外来者参加，于是，就有人到柏林赌场去，观察那里的情况，说服某个赢钱的人，在赌场关门后到蒙特斯特拉去接着赌。埃琳娜的任务就是去做诱饵，这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当她穿上那件紧绷绷的黑裙子时，更是小事一桩。到现在为止，只要她向某个赌客抛个媚眼，人家一定也给她飞个眼风。她对职业赌徒没兴趣，也不理睬退休者和小职员，她只对生意人感兴趣。中产阶级中的手工匠人或是建筑商，那种一辈子当中会有一次将全部家当押在一张牌上的人——为了赢得这位南方美女的芳心一一是她最喜欢的猎物。等到这些赌客在深夜里来到蒙特斯特拉，眼看着就要被假赌局的规则骗倒，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餐馆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场赌局中扮演特殊角色，毫无猜忌之心的客人要对付的不是一个或几个敌手，实际上是整个餐馆作弄他一个人。

　　有几个人就这样输掉了巨款，事后按照一个特殊的比例将这笔钱分掉，埃琳娜也分得一份。阿尔伯特不相信，说这笔钱不见得有多少吧，她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寒酸嘛，她回答说，她是在攒钱，好尽快开张自己的买卖。她已经拿到了美容师的证书，想尽快开一问自己的美容院。不过那张一千马克的筹码并不是她去拉客而获得的报酬，而是在赌场里，一个坐在她旁边的赌客想跟她套近乎，就将这张筹码推给她。“这样您就会挨着我多坐一会儿，”他说。她冲他微微一笑，却没有碰那张筹码。她继续用自己的十马克的筹码赌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要离开赌场。她想把那张一千马克的筹码还给那男人，他却不要。“一位绅士，”埃琳娜说。

　　阿尔伯特想知道，她有没有将这人拉到蒙特斯特拉去。他问她时声音变了调，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胃神经也不对劲儿。这并不是因为埃琳娜干拉客的勾当，这虽然不那么道德，但这一圈堕落的光环倒是让他中意。他受刺激的原因在于那个给她筹码的男人。他觉出来自己吃醋了。埃琳娜也觉出他吃醋了，于是以成熟女人的精明劲儿一下子击中了他的要害：“不，他把我拉走了。”

　　阿尔伯特只说了声“啊哈”，就走进了卫生间。他站在洗脸池前，做了几次深呼吸。他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他感到眼睛湿润了。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照镜子。再说他没有理由嚎啕大哭。埃琳娜现在是和他在一起呀。他早就该想到了，在他之前，埃琳娜当然会有过一个甚至几个男友。但是他没有去想。他没往这上头想。他不能想象埃琳娜在别人的怀抱里。他难受。这种难受，被称做吃陈年老醋。他不知道这种难受劲儿叫什么，但他却是第一次尝到与之相连的痛苦的滋味。

　　吃陈年老醋的滋味不好过，但是还能忍受，想到埃琳娜可能还和那个男人见面，却是无法忍受的。他打定主意要问个水落石出，就回到房问，问埃琳娜，遇上那个男人是什么时候的事。“两年前，”她说。“这张筹码从那时起就放在这篮子里？”阿尔伯特问。“是啊，”埃琳娜淡淡地说。他又问她，这男人是谁，她是不是总跟他联系，她回答说，他是个波斯商人，第一，他很英俊，第二，他很有钱，第三，他是一个理想的情人。另外，他以前还是个出色的摔跤手，摔跤在波斯人当中是很普及的运动。他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有家庭，有孩子，他是永远也不愿抛开家庭的，他经常到柏林来，跟什么人都做生意。

　　“是地毯商？”阿尔伯特问。“不，”埃琳娜说，“卖工业设备什么的。”

　　阿尔伯特嘴上说什么地毯商，可他在想象这个男人时，意识里出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想到了波斯沙阿（波斯国王的称号）。风华正茂的沙阿。高大，修长，气质高贵，银灰色的额角，贵族的鼻子，冷峻的眼神。也许埃琳娜那个波斯人比沙阿更健壮，肌肉更发达。那更讨厌，阿尔伯特想。他对付不了一个生活在伦敦、到柏林卖工业设备、受过严格训练的波斯沙阿。

　　他诅咒那张筹码。他诅咒自己的好奇心。他为什么要问起这些呀。也许这个故事早就结束了，那男人在慕尼黑或马德里已另有新欢。“你还见他吗？”阿尔伯特还问。他想让这件事结束。“只要他来柏林，”埃琳娜回答。这个回答让阿尔伯特不高兴。埃琳娜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答话都让他不高兴。不过这个让他最不高兴。她为什么这样诚实呢。他真希望她不那么把诚实当回事，起码现在不要。

　　可那不是她的性格。而恰恰是她的诚实吸引了他。埃琳娜从来不骗人。这吸引了他，同时也让他沮丧。奇怪的是，还引起了他的性欲。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明白。

　　但他明明白自感觉到了。

　　原来她还跟那个波斯人见面，阿尔伯特想。但这并不是他想知道和让他烦恼的事情。他想知道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因此提出了最重要也是最糟糕的问题：“你还跟他睡觉吗？”“只要他在柏林，”她回答。阿尔伯特感觉到一根尖刺插进了他的心，一直插到左肩。他又一次萌生了嚎啕大哭的欲望。但是他必须坚持住。因此他又问：“他上次来柏林是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埃琳娜几乎是伤心地、自语似的说：“昨天。”她顿了一下，伸手到烟盒里，点了一支柔和七星，在把烟塞到嘴里之前，她说：

　　“还有前天。”

　　现在阿尔伯特已经弄明白了。他不需要再问什么了。昨天和前天，她跟那个波斯人睡过觉。现在那个男人也许又回到伦敦去了。也许就藏在床下。阿尔伯特仿佛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陌生男人的气味。他不知道这股味儿是哪儿来的。他在埃琳娜身上只闻到南方灼热空气的味道。她的皮肤是没有气味的，因此有时摸着她就像摸着壁虎的皮肤。也许这男人的味儿来自床上或是床单上。如果他们在这儿干过的话。但是这味儿不是从床上来的。它来自他自己的衬衫。它攀升到胸部，窜至领口，直接冲进了阿尔伯特的鼻子。阿尔伯特觉得自己身上有那波斯人的味儿，他很想赶快去冲个澡。在这之前，他并不想知道埃琳娜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又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那男人只是在玩弄你，”阿尔伯特说，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种话毫无用处。埃琳娜敏捷地回答：“我乐意让人玩弄。”这时阿尔伯特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个同样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词。这个词叫做“奴性”，听起来有点庸俗，有点乳酪或是菠萝波列酒的味儿。他不能责备埃琳娜为什么对那个波斯人百依百顺，但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只说：“他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家庭的。”

　　这毕竟是她自己说的。而她只回答：“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

　　如果她说这话时语调激烈或是含着泪水，如果她声嘶力竭地吼叫或是悲痛欲绝地低语，那么阿尔伯特会把这一切当成一台煽情剧，一出意大利歌剧或者是一个撒丁岛女人的闹剧。但她说出这句话时是那么平静，那么自然，让阿尔伯特立刻就相信她是当真的。阿尔伯特嫉妒那个波斯人。他嫉妒得恨不能将他杀掉。阿尔伯特知道，她已经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这个问题是：“你想让我走吗？”埃琳娜一定会问也不问就同意。让阿尔伯特吃惊的是，她回答：“不。”于是他又反问道，她是不是以为他没有自尊。这本来是一句赌气的话，埃琳娜却从字面来理解，只说：“是的，我想是这样。”又加上一句：“起码不够。”

　　这时阿尔伯特除了向她证明自己有着足够的自尊别无选择。于是他说了一声：“Adieu ，”而没有说“Ciao”。他离开了这所房子，没再说一句话，连头也没回。他没有把房门关上。他本来可以使劲将它撞上。但他觉得让它敞着显得更粗暴一点。

　　第七章

　　以后的几天，阿尔伯特是这样度过的，他要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起码他这样努力过。首先，他要在自己的学业上多花点心思。新学期刚刚开始，他决定去听一位来自美国的艺术史家的课，他是客座教授。他叫乔治。罗伯特·戴维森，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很有名气。另外阿尔伯特还打算逐步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尽管他对卡拉瓦乔的观点曾经让德尔布吕克很不满意，但他还是准备写卡拉瓦乔。如果他不写卡拉瓦乔，就不需要再跟随德尔布吕克学习了。也许他根本不应该学艺术史，而应该去学一些实用的东西，比如学医。但是他的中学毕业成绩不够好。艺术史是让女人研究的玩艺儿，要么就是退休者。在刚开始与埃琳娜交往时，他学习艺术史这件事就让他有点难为情。这有点儿懦怯和娇弱的意味。

　　自从他们闹别扭之后，他总算相信了，做工业设备生意才具有阳刚之气，而学习艺术史则是非常女气的。为了那个波斯人，埃琳娜可以去死。为了他呢，有的女人连棒球帽都不愿摘掉。

　　阿尔伯特感到那个波斯人在他体内咬啮着他。他蚕食掉了他的自信。他甚至听见了体内沙沙的声音。他经常想起埃琳娜，因为他对她怀着强烈的渴望。但他也同样经常想起波斯人。而且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游泳场的女人，想起班里那个把舌头伸到男同学耳朵里的女生。大概那女生当时就感觉到他有一天会去学习艺术史，否则她也许就会把舌头伸进他耳朵里了。不过他并不是在做梦时想这些的。

　　阿尔伯特讨厌那个女生，包括她的舌头。他也讨厌游泳场的女人，包括她的棒球帽。恶心，他想。同时他又想道，他不应该去想这些。“游泳师傅”才应该这么想。或者“游泳师傅”的助手。也许波斯人也都这么想。

　　但伤害了阿尔伯特的不是埃琳娜的波斯人，而是埃琳娜跟他睡觉这件事。但让他更难受的是，这事弄得他自己和这个波斯人也有了亲密接触。这么说吧，他们在埃琳娜体内相会了。阿尔伯特想起，德尔布吕克的助教曾在一堂讨论课上讲过，画画就是“对行为的说明”（德文的“行为”一词（Akt ）也有“性交”之意）。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下午，让阿尔伯特立刻就想起了性。此时他也想到了性。仿佛有人在逼迫着他，他总是想象着他在跟埃琳娜做爱时也碰到了波斯人的分泌物，至少是分泌物的残余。一想到这个，他身上就发痒，尤其是在腋下和裆问。也许那波斯人的分泌物还到了他嘴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的舌头会烂，他的牙会掉。虽然波斯人是跟埃琳娜睡觉，却因此而玷污了他。这都是埃琳娜的错，是她把他和那个波斯人混在一起。他又不是个处女，阿尔伯特想，干吗波斯人要来玷污他呢。他也不是同性恋。他自己也完全可以做到那个波斯人做的事呀，即便他是学艺术史的，还去医疗体操学校上过课。他只需要有一点点勇气，大胆地向女人走去就是了。这招儿在游泳场也许不管用，可柏林遍地都是妓院，舍内贝格就有。他只要往窗外看看，就能看到一家妓院窗帷低垂的窗户。这家妓院名叫“瑞奇沙龙”，就在对面那所房子的四楼，这所房子里还有一家耳鼻喉科诊所和几家合租户。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到瑞奇沙龙去呢，把几张钞票拍在桌子上，弄个女人，完事再回家。这不是很简单嘛。这会让他平静下来，他就不会再这样烦恼了。

　　但他没有到瑞奇沙龙去，因为怕会被邻居看见，或者被护士看见。他毕竟到那家诊所去过几次。他也不想碰上那个名叫瑞奇的妓院老板。因此，在某一天晚上，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去了波茨坦大街，在一家原本是公用厨房的酒吧里喝了两杯白葡萄酒，然后去了一间所谓的电影酒吧。酒吧里黑乎乎的，他坐在吧台旁。

　　只有他一个客人，也许还太早，要么就是生意不好。这里没有放电影，也看不见一个姑娘。他又喝了一杯啤酒，刚想离去，这时，从后面的屋子里出来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这男人没有告辞就跑掉了，阿尔伯特只用眼角瞥了他一下。

　　这女人来到吧台前，挨着阿尔伯特坐下。他没有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她还相当年轻，一身印度风格的打扮，身上缠绕着一件莎丽（印度妇女用以裹身包头或裹身披肩的整段布或绸）似的衣服，薄如蝉翼，开叉一直到腰间。透过莎丽，阿尔伯特看到了一对完美的乳房。这女人跟他讲英语，说自己是从斯里兰卡来的，不过不是科伦坡人，而是来自乡下，她是个舞蹈演员，在柏林只呆几个星期，就算是客场表演吧。

　　这样的客场表演，少见啊，阿尔伯特想。不过他不想刨根问底，不想让这个女人难堪。她显得那样纯洁，几乎还是个小姑娘，一个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

　　乡间的纯朴姑娘，也许她是个农家女，漂泊到了舍内贝格的电影酒吧。阿尔伯特想请她喝一杯，但她拒绝了，说自己有饮料，走开了一会儿，然后端着一杯茶回来了。“绿茶，”她说，将杯子放在吧台上，把高脚凳挪得更近些，膝盖碰到了他的膝盖。她不但有一对完美的乳房，还有一双绝无瑕疵的腿，骨肉亭匀。这女人不肯要他请喝饮料，这让阿尔伯特对她产生了好感，他相信了她。她不会掏空他的钱袋的。在他还在为她的腿倾倒的时候，她的手在他的大腿上来回游走，最后停在了膝盖以上的部位。这已经足以让阿尔伯特解除最后的防线，答应跟她到房间去。至于价格，并不算太高，所以他们很快就谈妥了。

　　房间里比酒吧里还要暗，而且没有可以上锁的门，只有一道帘子，这让阿尔伯特有点困惑。他默默地按照谈好的价付了钱，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他把他的衣物放在帘子旁边的一个钩子上。这女人在躺到他身边之前，对他说，他可要当心他的钱包。钱包在他的夹克里，夹克挂在帘子旁边。她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当她跟客人做买卖的时候，会有某个女同事把手伸到帘子里，将钱包掏出来，把钱都拿走，再把它塞回衣袋里。等客人到了街上才会发现自己被盗了。可是阿尔伯特既然对她这么好，她就提醒他注意，并且建议他把钱包放到床下面。另外，她还请求他把说好的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二十马克吧，她说。她毕竟救下了他的全部财产呀。阿尔伯特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想把他敲个精光，是不是？他已经付了五十马克，虽然不多，对他来说可也不少。他很想拒绝。可是，她是从锡兰来的，就把这二十马克看成捐款吧。我个人给锡兰人的捐款。以前他给尼加拉瓜捐过一次，不过只有五马克，那是大学里的一次集体行动。在他给了她二十马克以后，她说，她会把他的钱包放在安全的地方。他把钱包递给她，她将它塞进了床下。她按了一下开关，原本就很暗淡的光线变得更加微弱了，他们几乎处在完全的黑暗中。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感到她的嘴唇在吻着他的胸膛。真温柔啊，他想，仿佛和恋人在一起。这女人对他越是温存，他就愈发淡忘掉自己付了七十马克这件事而意乱情迷。她还没有脱掉衣服，不过这样更刺激。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她的手和唇无所不及，她懂得该如何来挑逗男人，他现在太想跟她做爱了，可是她却不肯停止温柔的前戏，他只好自己拼命去摸索她的依然藏在莎丽和多余的内裤中的下体。她先是想法转移他的方向，想让他来抚摸她的乳房而不是下身，他却不肯转移方向，感觉到她的呼吸也急促起来。看来她也同样兴奋，阿尔伯特抓住时机，将她的内裤拉了下来。

　　阿尔伯特觉得，这好像不是在妓院里，而是像在乡间分校（指城市学棱设在乡间的机构，各年级学生分批前去休养或上课）或是在某个地下室的除夕聚会上。

　　这样有点羞涩又有点粗暴地把人家的内裤扯下来。不知是在哪一个只为拥抱狂吻和互相抚摸而举行的聚会上，他曾经看到同班的同学这样做。可这跟乡间分校不一样，当阿尔伯特碰到这女人的下体时，突然，他感到手里抓住的是一个本不应该在这里的器官。他手里是一根男人的阳具，在这一瞬间，他还以为这是幻觉。

　　然而这不是幻觉。他抓住那根阳具的手略微用了点力气，那姑娘的呼吸便又加快了。看来她喜欢这样。阿尔伯特可不喜欢。当他明白跟自己亲热的原来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的时候，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去摸索自己的衣物，恨不得马上逃之天天。可是他找不到自己的东西，那需要更亮的光线。那女人坐起身来，问：“怎么了？”阿尔伯特说：“我的东西在哪儿？”又说：“这是骗局。”这时他一下子害怕了，怕有人把他的衣服从钩子上拿走。那女人碰了一下开关，调亮了灯光，阿尔伯特看到自己的东西还好好地放在原处。

　　这时那女人又用莎丽将自己裹起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一个年轻美貌的锡兰女郎，身上没有一点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她的声音，那样清脆甜美，阿尔伯特也没有发现胡茬的痕迹。这样他更加觉得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他又说了一遍：“这是骗局。”那女人回答，她已经告诉过他，她是个舞蹈女演员。她说这话时没有一点含羞带愧的样子，声调还是那么柔和。显然，她还想骗他，说锡兰的女舞者其实都是男人扮的。这他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相信她是个跳舞的。她还想再蒙他，可他不会再上当，不能上一个女人的当，更不能上一个不是女人的女人的当。“把钱还给我，”阿尔伯特又说，这真是小家子气，他自己也觉出来了。但他必须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尊严。那女人还坐在床上，乌黑的眼睛看看他，按摩着自己的脚，那是一双柔嫩的脚，根本不像男人的脚。她依然那么温柔地说：“这不行。”就又全神贯注地去揉弄自己的脚了。这时阿尔伯特做了一件本来不该做的事。他说：“起码把那二十马克还给我吧。”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下子他在她面前输掉了全部尊严。她那双黑眼睛又看了他一眼，他在那里面仿佛看到了一丝怒气，粗暴的光芒微微一闪。这时阿尔伯特也觉得自己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他们的眼神只微微一碰，因为在这女人要说什么之前，一个穿皮背心、腰带上挂着一串哗啦响的钥匙的男人将帘子拉到一边，用破锣般的声音说：“时间到啦！”阿尔伯特回答：“我这就走。”他不想惹麻烦。他还没离开这个房间，那女人叫了一声：“钱包！”从床后拿出钱包来。阿尔伯特默默无语地接过钱包，离开了酒吧。

　　在去汽车站的路上，他心里又是感激，又是羞愧。之所以感激，是因为她提醒他还没拿钱包。羞愧则是因为他居然跟她讨价还价，要那二十马克。看来她比他想象的要诚实一些。他很想转回去再感谢她一回。但是，在他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在买票那一瞬间，所有的感激之情都烟消云散了。他发现钱包几乎被掏空了。

　　本来里面有四百多马克，现在只剩下了硬币。四个十芬尼的，一个五马克的。

　　在去过电影酒吧之后，阿尔伯特总是无精打采。女人，其实是男人的女人，让他不舒服。而自己那份吝啬劲儿，也让他难受。他居然还想要回那二十马克。

　　在一间电影酒吧的后屋，在一张肮脏的床垫上，他跟一个来自锡兰的农家女翻来滚去，还想跟人家要回二十马克。这女人已经够可怜的了，即使她其实是个男人。

　　这点钱对阿尔伯特算不了什么。他虽然没有什么财产，但是他在母亲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即便他没有收入，也够他过上两三年的。这笔钱就放在商业银行的一个长期账户里。他本来打算过几年再动用这笔钱。这钱是为了他在学业结束后万一生活无着时用的，而不是让他去逛窑子的。母亲一定不希望这样。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母亲若是知道他不是同性恋者，一定会很高兴的。阿尔伯特一直觉得母亲以为他是同性恋者。她之所以把他当成同性恋，是因为他跟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女朋友。而他又为了证明自己没必要向母亲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就从来不跟她谈论自己的女朋友。

　　也许他应该在某个时候跟她讲讲自己的那些女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孀居的母亲住在威悉河山区的一所小房子里，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要问起他的女朋友，而他每次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他只跟她讲过卡塔琳娜，毕竟他是因为她才被赶出寄宿学校宿舍的。这以后的事他就一直守口如瓶，这就引起了母亲的怀疑，摸不准他的性倾向。这份疑心当然让母亲很忧虑，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过失。她曾经向阿尔伯特承认，他本来应该是个女孩子。她原本想要个女儿，在怀着他的时候，她相信一定会生个女儿。母亲说，在他出生之后，她一点也没有失望，儿子也同样让她高兴，就像以前期盼着女儿一样。

　　这当然都是遁词。她一定非常失望。如果她并不失望，就不会有那些照片了。

　　那是一次儿童生日会的照片，阿尔伯特穿着女孩的衣服。小男孩儿们都穿着男装，只有阿尔伯特穿着女装。很显然，在这次生日会上，母亲把他打扮成了女孩。他还梳着小辫，一定是假发。阿尔伯特是在一只鞋盒里发现这些照片的，那是母亲的遗物。他记不起那次生日会了，也记不得自己穿过女孩子的衣服。尽管阿尔伯特相信自己记得出生时的情形，却一点也想不起在某次生日会上穿过女孩衣服。

　　这些照片向他证实，的确有过这么一次生日会。有了这些照片，阿尔伯特也就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妈妈感到内疚，还把他当成同性恋。也许她还认为他是异性装扮癖，在柏林戴着假发、穿着裙子去歌剧院。阿尔伯特没有十分的把握，不知道她是否完全了解这些东西。但他可以肯定，她是有内疚感的，她曾经努力用各种方式的母爱来减轻这种负疚感。这就叫做补偿。她拼命想补偿被弄坏了的阿尔伯特。

　　对阿尔伯特来说，最实用的补偿方式就是给钱。阿尔伯特若是到威悉河山区去探望母亲，她会把车钱给他。不过他知道，那个信封里装的不光是旅费，还塞进了一笔额外的钱，但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笔钱，也从没有为此向母亲道谢。一般情况下，母亲给他双倍的车钱。这样他也许就会多来看她几次。对于车钱，他也只是懒洋洋地谢一声，甚至可以说是很不情愿的。每次当母亲想把装着车钱和那笔额外的钱的信封塞给他时，他都会推辞，说什么“用不着”或者“我又不是孩子了”之类的话，然后任由那个信封躺在客厅的桌子上而不去理睬。他知道，在他走之前，妈妈总会把钱塞进他的大衣或夹克口袋的。

　　母亲不但给他钱，还给他买吃的，买穿的。每次在他要从威悉河山区回柏林时，母亲都会为他准备几片面包。她还经常给他买衬衫和内衣，有一次还买了一件睡衣。无论是衣服还是面包，每次阿尔伯特都不肯要，尤其是面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带到柏林去的。这面包会给他带来压力。母爱的压力。然而母亲说什么也要给他准备面包，他越是推搪，她越是坚决地催他带上。有一次，他一点也没拐弯抹角，清清楚楚地说：“我才不要什么面包哩！”母亲仿佛碰上了魔鬼，睁大眼睛看了他一会儿，走回厨房，在桌旁坐下，吞声饮泣起来。她哭了半天，阿尔伯特坚持不下去了，跟母亲说，他愿意把面包带上。不过他不要黄油，要人造黄油，也不要夹香肠，要夹煎火腿。他们就这样和解了，母亲每次都给阿尔伯特的面包涂人造黄油，夹煎火腿。不过，到了火车上，阿尔伯特还是没有把面包吃掉，而是扔进了垃圾桶。母亲虽然遵照他的话往面包上涂了人造黄油，夹上了煎火腿，但涂得太厚，厚得让阿尔伯特直想刮下来。那还不如涂黄油呢。

　　尽管阿尔伯特良心上感到不安，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面包扔进垃圾箱。

　　他觉得扔掉面包是一种渎神的行为。他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不能丢弃面包。他在家乡上中学时，有一次，校长在楼梯间里发现了一片被扔掉的面包，大为震惊，为了这片面包，他把所有能找来的学生都找了来，发表了一通讲话，讲丢弃面包是多么不应该的行为。这是一家天主教学校，校长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他的惊愕不仅仅是由于世上还有那么多忍饥挨饿的人，和对这些人应当多么尊重，还因为面包是神圣食粮的象征，是灵魂的食物，也是生命的食物。他讲到了《旧约》中的十二片祭神面包，讲到了《新约》中面包变多的圣迹，以及耶稣的话，他站在门徒们中间，掰开面包，说出了这句影响深远的话：“这是我的身体。”

　　现在这身体就躺在楼梯间里，在校长的讲话之后，它没有凭空消失，也没有被扔进垃圾箱。相反，校长下令，在两个星期之内，必须把面包留在原地，以示告诫。房屋管理员和清洁女工也接到命令，不准碰这块面包。另外，美术老师还得到一个任务，跟一班学生一起用石头垒成一圈矮墙，将面包围起来，再做一块警示牌，摆在面包旁边。校长希望能起到告诫的作用，却收效甚微。虽然这个纪念墙没有被损坏，没有被推倒——很有可能被在课间休息时闯进去的几个孩子撞倒——却有个学生冒出个想法，又往里面扔了一块面包，以致其他学生也将自己的面包扔了进去，很快，楼梯问里就扔了几十块面包。面包变多了，却是恶劣的增多，最后校长只好下令将它们都清除掉，再也没说什么。

　　当阿尔伯特将母亲的面包扔掉时，虽然并不觉得侵犯了主的身体，但他觉得侵犯了母亲的身体，就像把母亲的身体扔进了垃圾箱一样。随着母亲的身体被扔进去的，还有母亲的爱。他本来是可以接受母亲的爱的，只是母亲的身体他却不能接受。当母亲把面包递给他时，他仿佛在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句话，那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阿尔伯特不想要母亲的身体。

　　他必须摆脱。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扔掉面包那一天。火车开动了，母亲还在向他招手，他扬起一只手招呼母亲，另一只手却已经悄悄将面包从挎包里摸了出来。

　　火车驶出站台，再也看不到母亲的影子了，他马上就将面包扔进了最近的垃圾箱。

　　可是，在快到布劳恩什维格时，他又把面包掏了出来，这并不很容易，因为火车上挤满了乘客，连过道上都站着人。他只能偷偷溜到垃圾箱旁边，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否则，人家会以为他从垃圾箱里捡别人丢弃的面包。在恰当的一刻，他把面包又捡了回去，甚至考虑了一下，他要不要吃一块，但他没有这样做。到了柏林，面包还放在他的袋里。当火车经过电视塔和会议中心时，他又把面包扔掉了，这时他并没觉得有什么愧疚。在经过撤维尼广场城铁站时，他几乎将面包忘掉了。

　　第八章

　　阿尔伯特本来打算，只能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提前动用母亲留给他的遗产。

　　他也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逛窑子的花费，何况他不过就去了那么一次。这件事弄得他多愁善感起来，心灰意冷得险些要给埃琳娜打电话。但是一想到那个波斯人，他就又把听筒放下了。面对那个波斯人，他是软弱无力的。逛窑子也帮不了他。

　　逛窑子不是他的强项，工业设备和摔跤也不是。阿尔伯特不得不想想自己能干什么了：读书，看画，尽快写关于卡拉瓦乔的论文。只是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到底写《胜利的爱神》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题目。他得再跟德尔布吕克谈一次，最好是听完戴维森的讲座就去，这讲座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去听的。

　　第一次讲座他没赶上，但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他准时出现在第二次讲座上。讲堂里挤满了人，不都是学生，还有些听众是从城里来的，显然是对艺术感兴趣的柏林人，大多数都是上了点儿岁数的人。也许他们也是学生，因为老年教育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了，人们在结束了职业生涯后，可以再到大学里注册。从原则上讲，阿尔伯特压根儿不讨厌老年人，也绝不反对老年教育。让他厌烦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学习艺术史。他们干吗不学计算机或是生物呢？干吗不学牙医呢？他想。不过，研究电脑、植物或是动物，对年龄多少都有点要求，不行啊，只好学艺术史啦。如果不学艺术史，那就学哲学。

　　让阿尔伯特厌烦的还有一点，这些大龄学生在课堂上参加起讨论来一点也不瑟缩，年轻学生们总还有点羞怯，需要几个学期的时间才能积极发言，可这些老人毫无迟滞地侃侃而谈。他在哲学课上学到，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几个较长的段落，就可以让这些大龄学生闭嘴，出自盎格鲁～萨克逊地方的较新的分析哲学也很有效果。比如奥斯丁和西尔莱斯的语言行为理论就对大龄学生的羞怯问题很合适。只要上这么一堂课，讲讲言内行为、语内表现行为和言后行为的区别，就足以把一堂由大龄学生独领风骚的课变成一堂平常的课。与此相反，关于尼采的课却是没什么好处的。恩斯特·布洛赫（恩斯特- 布洛赫1885—1977，德国哲学家、作家）的课也一样。布洛赫和尼采都是货真价实的能让大龄学生破除障碍的人。阿多诺（阿多诺1903 1969.德国哲学家、音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就差一些。对于阿多诺，大多数大龄学生首先表示愤怒，之后就不置可否了。可惜在美术界没有一位阿多诺。这么说吧，所有的画都是布洛赫派的，而不是阿多诺派的，抽象画也不例外，对于抽象画，大龄学生们是相当鄙薄的。马克·罗斯科或者是罗伯特·马瑟韦尔（马克- 罗斯科1903—1970，美国画家，后期作品有抽象风格。罗伯特·马瑟韦尔1915—1991，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那没有问题。行动绘画或者是大色域绘画——也一样没有问题。在观摩一幅波洛克（波洛克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以在画布上滴溅颜料作画而著名）或是罗斯科的画时，若是能宣称自己看到过原作，就更没问题了。

　　跟阿尔伯特一起学习的大龄学生几乎看到过所有的原作，而年轻的大学生们却只看到过印刷品或是幻灯片。就连卡拉瓦乔的画，大多数大龄学生也看到过真迹。德尔布吕克讲过一堂“卡拉瓦乔和音乐”的课，他们谈到卡拉瓦乔的《弹曼陀林者》，没有一个普通学生见过原作，当即就有一个大龄学生冒出来，说他在卡拉瓦乔的故居见过《弹曼陀林者》。这样一来，讨论自然无法顺顺当当地进行，只要某个学生发表一个观点，马上就会遭到那位大龄学生的批驳，说原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有个学生提出，放在弹曼陀林的人面前的乐谱的颜色和他衬衫的颜色是一致的，这个论断得到了课堂上大多数人的首肯，只有那位大龄学生不同意，他声称，乐谱的色调与衬衫的色调完全不同，只有亲眼看见原作才分辨得出。

　　遗憾的是，连德尔布吕克也从未一睹这幅画的真容。他倒是去过卡拉瓦乔的故居，可当时《弹曼陀林者》被借出去了，并未挂在原地。德尔布吕克也相信，衬衫与乐谱之间有着相通之处，他说，不仅体现在颜色上，而且是在意义上。放在弹曼陀林的人面前的音乐作品是一部牧歌，是佛兰德的作曲家雅克布·阿卡德尔特（雅克布。阿卡德尔特约1500—1568，佛兰德作曲家、歌唱家，对建立多声部牧歌音乐形式有很大贡献）所作，题目是《你们知道我爱你们》。这首牧歌禀承了田园诗的传统，而弹曼陀林的人的衬衫，那式样，那剪裁，也同样颇具古朴风味，与牧童的传统一脉相承。这样的衬衫即使不是牧童穿着，也是在牧童剧中的牧童扮演者穿着。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服那个大龄学生，他坚持说，原画上完全不是这样，弄得僵持起来，无法讨论下去，德尔布吕克只好改变话题，转而讨论曼陀林的透视效果。

　　这样的情形阿尔伯特亲身经历过好多次，这些大龄学生总是知道得更多，因为他们都退了休，负担得起昂贵的旅费，可以利用假期到国外去旅游。特别是几个专门研究卡拉瓦乔的大龄学生，他们在假期里好像没干别的，只是到哪怕最偏远的地方去看卡拉瓦乔的真迹。他们到过底特律、堪萨斯城和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可以这么说，再跟他们谈什么都是多余的。举个例子，谁要是到过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斯博物馆，亲眼看到了《狂喜中的圣弗兰西斯库斯》，那么再让他参加什么课堂讨论就不合适了，不管是其他学生还是德尔布吕克本人，面对他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德尔布吕克一方面虽然狂热地喜爱艺术评论，喜爱观摩画作，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个不爱出门旅行的人，更不要说去堪萨斯城和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了。他只喜欢在柏林及附近地方埋头研究卡拉瓦乔，但这里只有两幅画可供研究，一幅是《胜利的爱神》，另一幅是《怀疑的圣多马》。这后一幅在波茨坦，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这是因为强制汇率的关系。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到波茨坦博物馆去搞研究怕是会拖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太贵了。

　　再说，柏林还有一幅临摹卡拉瓦乔的作品，画的是神圣家庭与约翰在一起，估计出自卡拉瓦乔的弟子之手。另外还有三幅画，其中一幅是交际花费里德的肖像，在战争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尽管德尔布吕克一再强调，不但要研究卡拉瓦乔本人，而且必须下力气研究他的影响史，但他从来没有开过一堂课或是一次讲座，讲讲他的影响史。那是他助手的事，这位助手讲课的题目经常是“卡拉瓦乔和卡拉瓦乔的信徒”或者是“卡拉瓦乔——作品和影响”，有几堂课专门讲临摹的卡拉瓦乔画作和散佚的画作。头几个学期，阿尔伯特还去上他的课，可他发现来听课的只有五六个人，课堂气氛像是私人的聚会，那几个学生好像都特别崇拜德尔布吕克的助教，差不多算得上他的嫡传弟子。他们显然已经上过相关的课程，不但熟悉在柏林的卡拉瓦乔l 临摹品，对在柏林的藉藉无名的卡拉瓦乔信徒如数家珍，就连那几幅已经下落不明的作品，谈论起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节来也是津津乐道，弄得其他来听课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插嘴。于是阿尔伯特再也不去上德尔布吕克的助教的课了，决定在毕业论文中只写柏林和波茨坦的卡拉瓦乔作品，一字不提散佚的作品和临摹之作，也决不提助教谆谆叮咛学生们要挂在心上的乌德勒支（荷兰地名）的卡拉瓦乔信徒。

　　戴维森是否也研究卡拉瓦乔，阿尔伯特不得而知。

　　有这个可能，因为戴维森的讲座题目已经公布出来了，是“西方可视文化中的裸露和裸体”。已经过了惯例的一刻钟了（德国大学惯例。听课可迟到一刻钟），还是有听众不断来到讲堂，连最后一个座位也险些被占了。戴维森可还连个影儿都不见。坐在阿尔伯特左边的，也就是紧挨着过道的，是一个金发女人，虽然不太年轻了，可还很有风韵，身穿深红色的礼服，下摆很短。这女人穿着尼龙长袜，黑色的，可也是透明的，阿尔伯特连她右腿上的夏季雀斑都看出来了。阿尔伯特一边瞟着女人大腿，一边想，典型的大使夫人。也许这女人是美国大使的夫人呢，要么就是文化参赞的夫人。直到这女人将一个公文包放在腿上，打开包拿出一张像是讲座纲要的东西，阿尔伯特才不再观察她的腿。她把纲要放在桌上，却再没理会。

　　阿尔伯特问这女人能不能把这份纲要给他看看。她用那双深蓝色、近于黑蓝色的媚人的眼睛看看他，说“当然可以”，微笑了一下，把那张纸递给他。阿尔伯特想，这女人不是美国人，倒听得出一点西班牙口音。金发，西班牙人，右腿上的夏季雀斑。他接过那张纸，一缕香水味随之而来，直冲进他的脑袋。他还觉得她似乎把腿挪近了他的腿。阿尔伯特感到自己的腿边热烘烘的，这热乎劲儿还扩展到了他的下身，他僵硬地将双腿的姿势保持在不至担什么风险的范围内。他既不想错过一近芳泽的机会，又不想露出哪怕一点点猴急的痕迹。为了转移注意力，他盯着那份讲座纲要。这里面没有卡拉瓦乔，至少没有具体谈到。他错过了头几次讲座，序言讲的是“裸露”和“裸体”的区别。这二者有区别吗？阿尔伯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接下来的两堂课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的裸体，再后来的一堂课讲的是两性人和男女神灵，算是古代动机史吧。阿尔伯特对此萌生了兴趣，出于个人原因。他很明白两性人是怎么回事，那不是神话辞书中的想象的产物。

　　是活生生的人，住在舍内贝格的电影酒吧，把别人——比如他吧——弄得手足无措。

　　今天和以后两堂课要讲的是“耶稣的阳物、马利亚的乳房及天主教艺术中的其他裸露”。阿尔伯特觉得热血冲上了头顶。坐在旁边的女人也看过这些了吗？

　　他不敢往旁边看，却还是看了，因为，在他看这张纸，尤其是读到“耶稣的阳物”

　　和“马利亚的乳房”这几个字时，他觉得那女人在打量他。可是他在那女人身上却没发现什么迹象，她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环视着讲堂，直到戴维森出现。他是一个相当矮小的男人，身穿灰色西装，打条纹领带。他走到讲台后面，先向到场的人问好，然后请求将讲堂的灯光弄暗些。在他阐述理论之前，他想先展示几份材料，据他说对今天的题目至关重要。首先是耶稣的画，下一堂课他会讲马利亚。

　　他想先说明一下——这是每堂课的开场白——他的系列讲座中有对性的阐述，建议对此反感的人不要听他的课。真是美国作风，阿尔伯特心想。他想象不出讲了耶稣怎么就会有伤风化。但是，在美国，即使是一个裸体的婴儿，也会被看做有悖传统。

　　德国教授就永远不会想到做这么一个提醒说明。阿尔伯特想起一次关于中世纪人体艺术的课，那是即将退出教席的研究中世纪艺术的专家舒尔茨讲的，他这个人向来清清白白，从未以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出对性有多么热心，甚至感到一点点兴趣。然而在课堂上，他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谈所谓“流浪的瓦吉娜”。他讲的是一些雕塑和朝圣画，这里面有戴着帽子、拿着手杖的女阴形象。如果不是舒尔茨把这些雕塑的幻灯片打在墙上，又说明了出处和相关的研究文献，阿尔伯特一定会以为教授在说笑话或者是老年人的戏谑，即便这是舒尔茨在课堂上说的头一个笑话。可是舒尔茨不是在说笑话，他一本正经，言之凿凿地引用中世纪晚期的诗体小说，也就是所谓的“诗体传说”，里面同样提到了“瓦吉娜”，它们跟它们的主人争辩伦理问题和生理问题，最后单独上路了。不过这些到处流浪的生殖器官不叫“瓦吉娜”，而是被称做“福德”。

　　在严肃的课堂上昕到这些，让阿尔伯特很难为情，也觉得不合适，舒尔茨却毫无尴尬之色，讲着“无下阴的身体”和“流浪的下阴”。据舒尔茨说，也有独立出来的男性生殖器，这让阿尔伯特同样窘迫，不过比较容易领会。舒尔茨放了很多幻灯片，大家看到了许多长腿的阳具，一个沿着森林问的小径散步，另一个骑在马上参加一场比武，第三个想进一家修道院，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在修道院的大门前按门铃。不过，画上看不出来，这是一家修士住的修道院呢，还是修女住的。

　　戴维森教授和舒尔茨一样严谨，一样儒雅，但是他显得更有幽默感，至少他饶有风趣地发了一点感慨，说艺术史家与幻灯机之问向来存在着紧密关系，一边想把放在讲堂里的幻灯机移到走廊上去，因为他想先放一些婴儿时的耶稣的画。

　　阿尔伯特已经看到过很多画儿时耶稣的画，因此并不热衷，即便这次要讲的是那小男孩的阳具。

　　跟他估计的一样，在戴维森给大家看的画上，耶稣的阳物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在小耶稣身边的人对那根阳物的兴趣。比如，在一张汉斯·巴尔东·格伦（双斯。巴尔东。格伦约14841545. 德国画家）作的以神圣家庭为主题的木版画上，小男孩伸手去摸母亲的下巴，耶稣的外祖母圣安娜伸出中指放在小男孩的阳具上。戴维森还展示了一系列这样的画，不但安娜，就连马利亚本人，不是把整只手就是把一根手指放在小男孩的阳物上。尤其微妙的是贝里尼的一张画，马利亚小指微伸，抚摸着小男孩的阳具，而在罗瑟利的一张画上，小男孩正在吃奶，圣母握着他的阴囊，如果不用什么力气，孩子倒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阿尔伯特感到惊奇，在那么多圣母跟孩子在一起的画上，母亲都是在抚摸孩子的阳具或阴囊。在戴维森将表现儿时耶稣的画换成了长大的耶稣以后，阿尔伯特更加诧异了。当然，没有人来碰这个耶稣的阳物，而且他再也不是完全赤裸的，身上总是包着一块布。然而，就算是再善意的人，在看画时也不难从那隆起的地方猜测出，那块布下面的男性象征正在雄起。

　　虽然罗瑟利的摸阴囊主题的画也引起了阿尔伯特的些微兴趣，但画小耶稣的画基本上是让他无动于衷的。在放幻灯时，他瞥了几眼旁边的女人。这女人几乎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戴维森的报告。阿尔伯特注意到，她的嘴唇更亮了一点，比刚才红润，尽管讲堂里光线很暗，不容易看清。当阿尔伯特看着戴维森打在屏幕上的画时，他觉得不那么沉得住气了。戴维森放了威利‘基、雅克。贝兰吉、路德维希·克鲁格和迈尔顿- 封’海姆斯凯尔克（威利。基约15151568，比利时画家。雅克‘贝兰吉（15941638），法国画家。路德维希·克鲁格（14491532），德国画家。迈尔顿’封‘海拇斯凯尔克14981574. 荷兰画家）的画作，都画的是勃起时的耶稣，尽管掩藏在缠腰布的下面。特别是海姆斯凯尔克的三幅分别创作于1525年、1532年和1550年的画，非常大胆，画出了包着缠腰布的基督的高度兴奋状态，戴着荆冠，脸涨得通红。

　　戴维森还讲到，这里面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画与基督教的伦理的关系。

　　戴维森说，他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他请大家想一想，勃起与“AnastasiS‘' 之间是有关联的，画家们都着重表现了这一点。阿尔伯特不懂什么叫”Anast“心，看看他的芳邻，而戴维森还拿着发光指示棒指点着海姆斯凯尔克画的基督那缠腰布下面勃起的阳具。那女人注意到了阿尔伯特的目光，于是他鼓起勇气向她耳语：”Anastasis ？“她瞟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说：”复活。“就又去专心听讲座了，却又瞟了阿尔伯特一眼，还想解释点什么，但终究什么都没说，只是微微撅起了嘴。阿尔伯特也没再说什么，但他觉得这女人挨近了他一点，几乎察觉不出来，但阿尔伯特又闻到了她的香水味，同时觉得她的大腿碰到了他的腿。这不是挤压，而是轻柔的碰触，轻得像他想象中母亲握着儿子的阴囊。想到这女人靠近了他，也许想跟他风流一度，阿尔伯特微微有点晕眩。他这会儿很想跟她说话。他很想问问她对于讲座的印象如何。他也很想跟她说说，尽管今天放的画他是第一次看见，但是他早已熟知痛苦与勃起的关系。他用不着听什么讲座。

　　他已经够成熟的了。他想跟她说，没有人能想到他是多么频繁地感到需要解脱，而得到解脱的机会又是多么少。哪有机会啊。只要他对某个女孩流露出一点点兴趣，人家就会躲得他远远的。这样，要是哪个女孩对他表示好感，反倒弄得他丧失了勇气。他想起在家乡的时候，在城市公园的长椅上，他常常挨着某个女孩坐上半天，时间长得令人无法忍受，而他终究不敢去碰碰人家，其实人家姑娘肯挨着他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就是为了让他碰的。当然，那女孩一开始是完全愿意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越来越惶惑，不知自己是哪里不对劲儿。那女孩会想，也许是自己的皮肤不好，或者牙齿不好，也许还有口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那女孩在跟他枯坐了几个小时之后，为什么会不允许哪怕最轻微的接触。这当然会让阿尔伯特觉得受了伤害和羞辱，想揪住那女孩问个明白，是不是他有口臭，还是他的头发不对劲儿，皮肤不对劲儿，或者是牙齿不对劲儿。他没有当真去问，但是，在干坐了半天之后，经过内心的挣扎，终于想去吻吻那女孩或是摸她的胸部，却遭到拒绝，他总是非常愤怒的。他往往恼怒地跳起来，连句告别的话也不说就跑开，有时还在城市公园里搞点小小的破坏，这儿把一个废物箱从架子上扯下来，那儿又揪起一棵观赏植物。

　　把观赏植物揪下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一点阿尔伯特明白。要抓住眼前的好处，这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就拿现在来说，讲堂里黑漆一团，那女人身上混合着香水味和温热的体味，紧贴着他坐着，裹在黑色尼龙袜里的大腿离他那么近，让他马上就心旌动摇起来。这就是一个机会，要么马上抓住，要么让它稍纵即逝。这后一种可能性也意味着，让活力本身也逝去，这种事他已干过多次了。此时戴维森正在讲解一张卢卡斯·克拉纳赫（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 德国画家）

　　的画，圣母拿着一杯葡萄酒，就在赤裸的小耶稣的性器前。阿尔伯特鼓起全部勇气，也可以说孤注一掷，一边照样直勾勾地往前看，一边将一只手放在了那女人的大腿上。阿尔伯特本来的打算是，把手在上面放一下，如果那女人反应良好，就跟她约会，最好就在讲座结束之后。可是她的反应并不好。就在阿尔伯特的手碰到女人大腿的一刹那，她爆发出一声又高又尖利的大叫，就像一只蝎子掉进了她的领口一样。与此同时，讲堂里灯光大亮，克拉纳赫的《圣母、孩子与葡萄酒》是阐述理论观点前展示的最后一幅画。阿尔伯特赶紧把手抽回来，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是，几乎所有昕众的眼光都向他这边射来。戴维森也大惑不解地看着他和那女人。再明显不过，他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一声大叫，大概他以为，这是——尽管太晚了——针对他的某幅画的反应。他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他看到阿尔伯特的芳邻站起来，同时用肘部狠狠地向阿尔伯特的额角撞去，一时之问，阿尔伯特还以为自己已经聋了呢。她离开了讲堂，阿尔伯特决定随她而去。

　　他绝不想坐在这里让人死盯着瞧，而且他想向那女人道歉。可是，当他来到前厅时，却没看到那女人。楼梯间里也没有。她一定是跑出了这座楼，要么就是直奔进了厕所。也许她不舒服了，也许她感到恶心。阿尔伯特不太明白女人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这个女人。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女人会声嘶力竭地大叫。

　　用胳膊肘给他那一下子正是这女人的本色。阿尔伯特还一直感觉到那一下子。他的额角很疼。头也疼。而且愧疚。还很生气。他愿意向那女人道歉，但他也想回敬她一下，不是用肘，而是用巴掌。有一瞬闻，他感到懊悔，为什么不用指甲抓破她的长袜。要是这样做了多好，要是这样多好，阿尔伯特想。抓破长袜的念头将他的头痛驱走了，但只是短短的一刻，他又觉得歉疚起来。他的行为很不妥当。

　　他是个傻瓜。是个白痴。是个Cretin~ ）。他总归是要长大的啊。他必须道歉。

　　也许她进了厕所。他想去看一看，等等她。

　　这是个好机会，前厅里一个人影也没有，阿尔伯特走进女厕所，里面有十几个小间，还有同样多的洗手盆。洗手盆前没有一个人，他必须将小问的门挨个儿检查一下。在他就快要走到这一排门的尽头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师傅，这是女茅房！，' 阿尔伯特不用回头就知道这是管理员。阿尔伯特说了声：”对不起！“赶紧走出厕所，尽管他还不知道那女人是不是在后几个小问里。

　　管理员还站在门口，阿尔伯特简直像是丧家之犬一样从他身边挤了过去，这家伙肆无忌惮地直直盯着他，一股管理员特有的霉臭气息向他脸上冲来。他好像并不知道讲堂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一个管理员而不是警察，让阿尔伯特松了口气。

　　一个管理员的出现居然让他放松，在他这一辈子里还是头一遭。阿尔伯特在前厅的一张长椅上坐下。他想等一等。如果那女人进了厕所，她一定会出来的。可是没有人走出厕所。讲堂的门倒开了，来听戴维森的讲座的人走了出来。阿尔伯特不想被人看见，溜进了男厕所。他站在一面镜子前，仔细看自己微微鼓起的左额角。一定会肿起个大包。他刚想俯下身去，用冷水洗洗额角，进来了一群学生。

　　阿尔伯特躲进一个小间，想在这里等他们离去。可是世上的人好像一下子都尿急起来，于是阿尔伯特在马桶上坐下，欣赏着墙上的下流画，回想着他这一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是多么离不开埃琳娜。他非给她打电话不可。

　　第九章

　　拖了好几天，阿尔伯特才做好准备。今天他准备好了，然而无巧不巧，就在今天，他发现信箱里有一封埃琳娜的信。没有写寄信人地址，但阿尔伯特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字体。他一进家门就撕开了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卡片，上面潦草地写着，她想见他，就这么一句话。然而阿尔伯特谢天谢地，恨不能马上跑出家门，跑到蒙特斯特拉去。但是他按捺住心情，没有这样做，而是放了一张意大利流行歌曲的唱片，打开了一瓶在冰箱里放了好几个星期的里奥雅。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红酒。不过这没有关系。唱片的第一首歌是一个叫德鲁比的歌手唱的，歌名是《小而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他太想庆祝了。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怀疑自己心理上有问题，但现在他知道了：他很健康，一切正常。健康得没有在当天给埃琳娜打电话，而是又拖了三天。幸福的三天，在这三天里，他享受着恋爱中人的感觉，而不是对美色的垂涎。一个他至爱的女人在等着他，他，而他能够让她等待。到了第四天上，他给她打了电话，傍晚，他们就在埃琳娜家见面了。

　　她显得苍白了些，从她的面色看来，仿佛天然的棕色皮肤闪着一层象牙色的光。跟以前相比，她对阿尔伯特的态度似乎也多了几分尊重。她没有叫他“小可怜儿”，也没有以那种黑手党的方式拧拧他的面颊，尽管这只是在开玩笑，但她一定只跟他开这种玩笑，而不会对那个波斯人这样做。这次她也没有像以前常见的那样嘲笑他的吻和柔情。

　　对他问候时的吻，她便热情地回应，弄得他真想马上就跟她做爱。但是他忍住了，他不想破坏自己眼前拥有的地位。现在他是强者。因此他并没太留意，大概只过了一秒钟，她就从他已经变得热烈的拥抱中脱出身来，然后请他坐下，因为她有话要跟他说。

　　他们坐下来，埃琳娜点燃一支柔和七星，抽了一口，说道，她喜欢他阿尔伯特。然后又抽了一口，就不说话了。阿尔伯特则说他想喝点什么，问她有没有葡萄酒？她没有葡萄酒，不过还有点儿喝剩下的阿维那，倒进一个威士忌杯子里。

　　他啜了一口这有点像利口酒的饮品，不知道她是否在期待他的回答。很显然，她这是在向他表白爱慕。干脆利落，阿尔伯特想。埃琳娜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马上说：“这话我从来没跟男人说过。”

　　阿尔伯特还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他觉得埃琳娜的表白不那么让他不知所措了。阿尔伯特也向一些女孩和女人说过他喜欢她们，尽管并不是多喜欢。在他想追逐某个女人的时候，几乎每次的开场白都是他非常喜欢她。可以说成了惯例。但是埃琳娜不一样。对她而言，说出“我很喜欢你”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对勇气的考验。她弃甲投降了。然而阿尔伯特总觉得她还没有真正解除武装，还没有完全向他敞开心扉。于是他的嘴唇哆嗦着，略微提高了声音，问道：“那个卖地毯的呢？”看来埃琳娜早就预料到他会有此一问，毫不犹豫地回答：“再不会有了。”这时阿尔伯特本来应该高兴。可是他高兴不起来。他想知道详情。埃琳娜告诉他，那个波斯人的小女儿得了骨病，因此他决定今后一心一意只顾家庭。

　　“所以他离开了你，”阿尔伯特说。“是的，”埃琳娜回答，“他离开了我，我也离开了他。”

　　在这一瞬间，她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阿尔伯特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哭，也不想看见她哭，至少现在不要。她并没哭，而是打开手袋，拿出一管唇膏，抹起嘴唇来，抹完以后，她又照着小镜子，重新涂了眼影。阿尔伯特注视着她，惊愕，还有点气恼。她总算将这一堆零七八碎都塞回手袋里，眼光转向他。她脸上没有一点哭泣的痕迹。连一丝感伤都看不出来。她的面色忽然变得坚毅而拒人千里。

　　阿尔伯特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又慢慢地颠倒了，刚才他还沉浸在幻想中，以为他是被追求者，而她是追求者，此时心中却又升腾起一阵慌乱，怕她会远远地离开他。因此他不敢再盘问她跟那个波斯人分手的事，只说她能喜欢他让他很高兴，她拥抱了他，温柔地轻搂着他，好像他是世界上受伤害最深、最需要安慰的生物。

　　后来他们就做爱了，对阿尔伯特来说，这就好比她允许他参加一场庆典，而在一般情况下，他这样的人只会被拒之门外。这次她很乐意地满足了他的愿望，而且无休无歇，也不愿停歇，用各种姿势抗拒他想帮自己达到高潮的努力。他更加强烈地感到，他在享受一种特权，在他入睡前，他下定决心，永远也不放弃这种特权。

　　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的时候，埃琳娜已经起了床，正在准备早餐，他像新婚之夜后的丈夫招呼妻子那样招呼她：深情款款，渴求着爱，并且为了这种渴求随时能得到满足而快乐。不过他还是先满足自己对早餐的渴求，他的渴求显然比埃琳娜的强烈，她吃得很少，而且在吃饭时话也越来越少，一会儿就点起了头一支烟。阿尔伯特舀酸奶吃的时候，她抽着烟，开门见山地向他宣布，她已经辞去了蒙特斯特拉的工作，决定回撒丁岛去。她有足够的钱在家乡卡波尼亚买一处小房子，独自开业。她已经付了第一笔房款，可以入住，开她的美容院。“另外，”

　　她说，“我想让你一起去。”

　　如果埃琳娜不是紧接着提出这个建议，阿尔伯特一定会被她的话吓一大跳。

　　但他没有吓一大跳，而是喜出望外。撒丁岛！他当然要跟她一起去。他可以在撒丁岛写他的毕业论文。他的意大利语将学得更好，他要到萨萨里或者卡利亚里大学去寻找关于卡拉瓦乔的意大利语文献。他还可以时常到罗马去。在撒丁岛写论文，到罗马的图书馆去查资料，这对他的学业是多么好啊。德尔布吕克也会高兴的，他自然知道，阿尔伯特在罗马的求学经历是失败的。也许在撒丁岛也有卡拉瓦乔的信徒，本来他是不想与卡拉瓦乔的信徒有什么瓜葛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许他的想法也是可以改变的。总的来说，他要在撒丁岛绘画艺术上多下功夫。

　　他可以成为重点研究撒丁岛的意大利艺术专家呢。德尔布吕克的助教那个职位是不是已经到期了？在撒丁岛生活，在柏林教书。德尔布吕克的助教会意大利语吗？

　　他懂得拉丁语，这他炫耀过，可他也许就这么点本事吧。想着想着，他笑出了声，埃琳娜问他什么事那么好笑，阿尔伯特跟她说，一切都会顺利的。想象着在地中海的岛上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他欣喜若狂。他看到自己身穿白色亚麻布的裤子，头戴草帽，坐在露台上，写着关于卡拉瓦乔的《怀疑的圣多马》的文章。因为他现在拿定主意，不写《胜利的爱神》，而要写《怀疑的圣多马》。就向德尔布吕克让步吧。主要是为了向德尔布吕克让步。

　　阿尔伯特兴高采烈的劲头让埃琳娜高兴。她自己好像并不怎么乐观。“我们先试几个星期，”她说，“以后再看。‘’而且她不知道能否负担得起与她的德国男友共同生活的费用。”我继承了遗产，“阿尔伯特赶忙说，而且，他在完成硕士论文后，很有希望得到助教的位置。再说他也并不是以她的男友的身份跟她去，而是未婚夫。即便这不算是阿尔伯特向埃琳娜提出结婚的要求，也算是提出了订婚的要求，让她很高兴，给了他一个吻，还叫他作她的”小未婚夫“。

　　现在他们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埃琳娜马上回她的家乡安排一下，阿尔伯特等这个学期结束后再去，在撒丁岛度夏。以后再看。阿尔伯特同意了。尽管埃琳娜总说这句“以后再看”让他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吗？他能相信她吗？但是，她肯答应把他带回家乡，他已经不敢再奢望什么了。他当然可以相信她。自然，她也可以相信他。只除了那个小小的谎话，就是助教职位的事。不过，他原本可以说他们的前途渺茫，同时也让她有个准备，他在大学毕业后很有可能失业。

　　三个星期以后，埃琳娜走了。过不了多久阿尔伯特也会跟着去。他把她送到机场，在机场，她落了几滴眼泪。之后，阿尔伯特跟德尔布吕克约定了时间，准备跟他商量一下，将论文选题换成《怀疑的圣多马》。德尔布吕克会同意的，也许还会很高兴，因为他不必再跟“爱神”纠缠不清了。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到了德尔布吕克的假期辅导时间，他想去和他谈，却发现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说德尔布吕克因病告假，时间不确定，所有授课及考试事宜由莱克教授代理。论文选题也跟莱克教授去谈。假期辅导时间每两周一次，周二下午四点至五点。

　　阿尔伯特看看表。刚好下午四点。也是星期二。莱克——那个雇佣兵队长。

　　阿尔伯特想起了期中考试，又想起在期中考试后的一段时间，他不去学校，光往威尔莫斯多夫游泳场跑。他想了想，要不要推迟谈话。可是他不能浪费时间。他不再是一个混混沌沌的年轻大学生，可以在游泳场游手好闲地虚度时光。他要拿硕士学位，他有责任。在国外的责任。他要把这些告诉莱克。他可以说他在意大利有老婆孩子，必须顺利完成学业，以便今后得到莱克的助手的位置。不过他当然不会提这个。

　　他敲了敲门，立刻就被叫了进去。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莱克站起身来，向阿尔伯特打招呼：“啊哈，平图里乔专家。”看来莱克还记得期中考试的事，尽管有点记错了。“是的，”阿尔伯特说，“还行。”同时觉得自己脸红了。阿尔伯特很想将自己脑袋的温度降到不引人注意的程度，可是怎么把自己的体温降下来呢？

　　他不知道，只好尽量平稳地深呼吸，弄得自己喘起来了。“您不舒服吗？”莱克问，阿尔伯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摇摇头，在莱克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来。

　　“您坐吧，”莱克说，这时阿尔伯特已经坐下了。“我能为您做什么？”

　　阿尔伯特将自己对毕业论文的计划讲给他听，还跟他说，德尔布吕克劝他不要写“爱神”。阿尔伯特没有告诉他，德尔布吕克劝他压根儿不要研究卡拉瓦乔，而是让莱克误以为，德尔伯吕克跟他的意见一致，写“圣多马”。莱克一言不发地听完了阿尔伯特的陈述，往后一靠，两手交叠放在肚子上，说了一句话，与其说是对阿尔伯特说，不如说是自言自语：“L ‘Incredulita di San Tommaso”。

　　阿尔伯特很吃惊，不是因为莱克知道这幅画的意大利文名字，这个阿尔伯特也会。

　　让他吃惊的是，莱克说“Incredulita ”这个词的“R ”时的卷舌音。完全像个意大利人。比意大利人说得还好。比阿尔伯特用北德人的舌头说出来的强多了。

　　毫无疑问：这雇佣兵队长会意大利语。不是外国人容易学会的佩鲁贾口音的意大利语，而是纯正的罗马口音。在鲜花广场，人们就是这样发卷舌音的。

　　莱克坐正身子，问阿尔伯特知不知道丢勒、托斯卡尼、穆齐阿诺和帕瑟利画的圣多马。这次阿尔伯特很走运。他看过丢勒的画，也看过托斯卡尼的画。至于穆齐阿诺和帕瑟利的他一定会去看看。他在佛罗伦萨看过托斯卡尼的原作。看来莱克很满意，又往后一靠，向阿尔伯特解释道，卡拉瓦乔的作品之所以与其他人画的多马不同，就在于卡拉瓦乔的多马不是将手指放在耶稣肋旁的伤口上，而是探了进去，几乎钻进了伤口。卡拉瓦乔严格遵循《圣经》上的文字，是这样说的：“伸出你的手来，探人我的肋旁。”这就是这幅画引起轰动的原因，也可以说，就是这里体现了它的现代性和淫猥的意义。对多马黑乎乎的指甲完全可以撇开不谈。说到淫猥时，莱克又像期中考试时那样转动着眼睛，先转转眼珠，在眼球几乎完全看不见时，慢慢合上眼皮，盖住只剩下眼白的眼睛。

　　在莱克闭着眼睛的时候，阿尔伯特有一点时间来更仔细地观察他。他还留着宫廷侍童的发型，长了一点，向里的发卷更显眼了，他的脸简直被发卷遮住了。

　　阿尔伯特琢磨着，莱克是不是狂热崇拜安托内洛，故意把自己装扮成那幅有名的肖像中的人，只差安托内洛赋予雇佣兵队长的嘴唇上方的伤疤。阿尔伯特没兴趣抄起放在面前桌子上的裁信刀，给他小小地修正一下。只划开一个小口子，莱克就变成了完美无缺的雇佣兵队长。“肋旁的伤口，”莱克说，突然睁开了眼睛，“一道帷幕，在神秘之所拉开又合起。”说完向窗外望去，半天没说话。阿尔伯特附和道：“就像舞台上的幕布。～正是，”莱克回答，又向外望去，静默了几秒钟，终于又说，“不过肋旁的伤口不是女人的生殖器。”

　　他转向阿尔伯特，直视着他的眼睛。本来这话会让阿尔伯特大吃一惊，但他并不吃惊。他早就知道耶稣肋旁的伤口代表女性生殖器一说。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读到过，或隐晦，或直接。有一篇文章从媒介理论的角度谈十七世纪绘画中的基督教艺术，由肋旁的伤口生发开来，谈到了“分割处”即耶稣与母体相连的地方，同时也是性征的变形。另一篇文章的说法则非常放肆，称肋旁的伤口就是向上移动了的女阴。不过，大致说来，每个仔细看过这幅画的人都看得出来。

　　莱克一定没读过这些文章。不过他似乎也没想到阿尔伯特读过这样的文章。

　　他还在等着阿尔伯特的反应。可是阿尔伯特镇定自若，只说了声：“女阴的移动。”

　　这时莱克不再呆望着阿尔伯特，而是怀疑地盯着他，微微眯起眼睛，就像瞧着一个想要蒙骗他的人。几秒钟里，他什么也没说，之后叹了口气，看看表，显然对继续谈话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没再说什么，只说同意阿尔伯特的选题，说了几句告别的套话，将他打发出来。阿尔伯特很生气。莱克没能让他尴尬，就把他当成一个讨厌的申请者推出门外。真应该拿裁纸刀给莱克一下子，阿尔伯特想着，离开了学院。

　　第十章

　　以后的几天里，阿尔伯特忙于根据参考文献目录搜集关于卡拉瓦乔的多马和其他多马题材的资料。他不想依赖萨萨里和卡利亚里的图书馆，想尽量多带些复印资料。一切齐备之后，他收拾了背包、一个箱子和一个装资料的公文包，就出发了。他在动物园火车站上车，在慕尼黑转乘夜间火车到热那亚，又在热那亚乘渡轮前往卡利亚里。之前埃琳娜已在电话里告诉他，她已经搬进了那所房子，并且开始工作了，她盼望着他的到来。她似乎心情很好，几乎又完全融入家乡的生活了。

　　此时正是三月初，春寒料峭，海上风浪也很大。阿尔伯特已经想到这里的春天并不像南方的春天。经过将近二十小时几无舒适可言的旅程，第二天中午，撒丁岛海岸和卡利亚里港首次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乌云低垂，笼罩着城市，在船靠岸前不久，落下一阵急雨。阿尔伯特已经有所准备，他知道，在这儿的春天里，必须预计到坏天气的出现，但这还是给他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背着背包，提着箱子，张开雨伞，他走到公共汽车站去，为了撑伞，只好把文件包夹在腋下。

　　在贴满破烂选举宣传画的候车间的屋顶下，他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等来了汽车，他上了车。

　　汽车上几乎是全空的，显然这条路线乏人问津，风光也不怎么美。阿尔伯特曾读到此地有冬青栎树、五针松林和红色斑岩的记载，而且到处都有上千年的碉堡。不过这些东西肯定不在此地。阿尔伯特先只看见一条公路干线，两边分布着仓库、加油站、一家精炼厂和几处显然是制盐用的水池。之后风光一变，丘陵密布，不过也不太漂亮。总算看不到什么精炼厂了，而是常绿灌木，几处规模很小的居住区夹杂其间，大部分都是新建的。路程比阿尔伯特想象的更单调而漫长，他不知不觉睡着了，快到卡波尼亚时才醒来。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座已长出稀稀落落的小草的废料山。埃琳娜跟他说过，不要把卡波尼亚想象成像托斯卡纳一样的中世纪小城，它是一座矿工聚集的现代城镇。她还说，采矿已是过去的事了。

　　只不过废料山还没有过去。这一点埃琳娜没有告诉他。

　　汽车终于驶进了城里，在一个停车场停下，埃琳娜会来这里接他。他们事先已在电话里约好。乘轮渡和汽车都按照计划进行了，埃琳娜也如约在这里等他。

　　她用长久而热烈的拥抱迎接他，阿尔伯特觉出她心情激荡，在拥抱他的时候，她甚至在颤抖。他的心情也很激动，觉得自己像久别之后回到妻子身边的丈夫。在这一刻，他觉得与她如此血肉相连，他对岛上和卡波尼亚居然会失望，这真是心胸狭隘，有失体面。好像一座废料山就能破坏他们的爱情似的。当然不可能，他敢肯定。当他发现埃琳娜的房子与他的想象也不相符时，他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这是一座红砖小屋，临时抹了灰泥，只有一层。二层已经开始盖，还没造完，顶上竖着几根铁条。一楼包括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小厨房，还有一问很小的卫生间，里面有抽水马桶和安在天花板上的淋浴喷头。客厅的门直接朝街开，白天是美容院，晚上埃琳娜再把它变回客厅。卧室里暂时还只有两张放在地上的床垫，和一个带轮子的衣帽架。这就是埃琳娜的房子，她把房间指点给他看，看得出她很自豪。

　　她说，等她把房款付清，美容院赚够了钱，她就会把二楼建好。建好以后，她很想在上面再建一个屋顶花园，种点花草，摆上桌椅，也许还可以弄一个小水池。她一边说着，一边仿佛在期待他同意。阿尔伯特回答：“太好啦，我很高兴。”

　　但说这话时他觉得嗓子好像肿起来了，让他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上一次是在期中考试时，莱克提到紫色双线波纹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柏林的一家花店里，那时他对一些国外的异种植物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次连眼睛都肿起来了。可这里没有花啊。空气中只有香水的味道，埃琳娜在柏林时也用这种香水，从来不会让他过敏，反而让他意乱情迷，睾丸素激增。

　　阿尔伯特走到门前站了一会儿，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埃琳娜要去开一瓶葡萄酒，做几片面包。阿尔伯特看到，街上的其他房屋也不太好，只有几家的房子有二楼，并且住上了人，其他的房子看来也还在修修补补。这番景象让他平静下来。

　　他走回屋内，埃琳娜已经开了一瓶葡萄酒，在卧室里冲他喊，要他去冲个澡，然后两人碰杯庆祝重逢。透过卧室的门，阿尔伯特看见埃琳娜已经躺在了床上，旁边的托盘里放着做好的面包和一瓶酒，她手里拿着一个杯子，倒了半杯酒。他朝她点点头，去冲澡了。他一边洗去三十多个小时的行尘，一边想，他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开朗自信的埃琳娜。在柏林时，她总是笼着一袭面纱，那样忧郁而不可亲近，使他在第一天就喜欢上了她。他现在也喜欢她，但她好像变了。也许是因为这所虽狭小却属于她的房子。也许是因为她现在有了理想的职业。他已经看到，她将她的美容专业学士证书镶了框，挂在客厅兼工作问的墙上。她很为她的学士证书而自豪。阿尔伯特却为此而伤心。他不懂这是为什么。可是，当他一跨进这所房子，看到镶框的证书挂在那儿，他险些恸哭起来。此时，站在淋浴喷头下，他也觉得难受。他给自己壮壮胆，先把热水开到最大，然后冲冷水澡。水冰凉彻骨，一定是从山上直接引下来的。他忘记了所有的哀伤，只想钻进被窝，在埃琳娜身边得到温暖。

　　当他在她旁边躺下时，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他身上这样凉。她用自己的身体来温暖他，给他倒上酒，两个人碰杯。他喝了酒，吃了夹着西红柿、软干酪、罗勒、还滴了橄榄油的面包。在喝了第二杯酒之后，他已有些醺醺然了。他在南方。他躺在意大利五针松下，情人的怀抱里。酒和食物让他昏昏欲睡，埃琳娜却不顾他的困倦，用吻和抚摸让他清醒。在她双手的帮助下，他又振奋起来。他是走出丛林的山羊神，她就是躺在草中的森林女仙。他们长久而淋漓尽致地做爱，这在柏林时也有过，但这次他觉得埃琳娜更缠绵，更热情，更长久而亲昵地依偎着他。这一次并没让他多费周折，快乐地呻吟着达到高潮而他几乎精疲力竭，和她一起沉人了睡乡。

　　第二天一早他就被叫醒了，埃琳娜准备开始工作，因此阿尔伯特必须抓紧时间。她跟他说，在她接待顾客时，他可以待在卧室里，但绝不能往前面的美容间里看，不能让女士们发现隔壁房间有个男人。阿尔伯特答应了，他带了足够的要读的书，而且午休时间也很长，足以让他俩到市中心去做点什么。阿尔伯特匆匆吃了早餐，退回卧室，埃琳娜打开前门的锁，等待顾客的到来。过了一阵子，才来了一位女顾客。阿尔伯特埋头看他的复印资料，他坐在床上读着，在这儿他用不了打字机，他把便携式打字机带来了，却没处放。他需要一张书桌，可卧室里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本来可以把两张床垫摞起来，就能摆一张书桌，但打字机的嗒嗒声会干扰埃琳娜。阿尔伯特在旅行时经常带着便携式打字机，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在这里却不行。

　　他想先读读书，整理资料，记一点笔记，然后再看。可是坐在床上总归是不舒服的。没过一会儿，阿尔伯特就发现这样坐不了多久。而且隔壁房间的声音也分散他的注意力。埃琳娜接待的第一位客人一定跟她很熟，两人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可是阿尔伯特一句也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因为她们是用撒丁语说话的。

　　埃琳娜告诉过他，在她小时，她跟父母哥哥说话完全用撒丁语，在学校里说意大利语，但在家时说撒丁话。这种语言听起来更有古风，并不像阿尔伯特想象的那样土里土气，而且很烦琐，很死板，充满了像nostu 、tottu 、nosu、su这样的词儿。

　　阿尔伯特留神听两个女人说话，他用不着竖起耳朵细听，因为卧室的门并没关严，完全可以透过门缝往外看。阿尔伯特没往外看，但他一边读着一篇《论卡拉瓦乔的明暗对比叙述形式》，同时听见了每一个字。不知何时，他好像听见了卡拉瓦乔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卡拉瓦丘。她们是在说他吗？阿尔伯特不知道对此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一边不允许他往外看，一边又在议论他。他很想透过门缝往外看看，可是他刚想站起身来，就听见椅子响和女顾客的一声“再见”，埃琳娜回了一声“谢谢，再见”。看来美容做完了。这时埃琳娜走进卧室，走到他身边，吻了他一下，问他觉得怎么样。“好极啦，”阿尔伯特说，“你什么时候午休？～一点到四点。”她回答。

　　现在是九点半，还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他得在床上干坐着。阿尔伯特想想，出去散步会不会好些，看看这里的情况。读书随时都可以读。不过他不愿意一个人出去。在这里她毕竟是主人。他想让她带着出去。他再也不想这样坐着了。他要活动活动。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来了第二位客人。埃琳娜赶快回到美容问，小心地把门关上，免得发出咔嗒一声，这次门缝开得比先前更大了，弄得阿尔伯特不想往外看都不行。

　　看来埃琳娜跟刚来的这位客人也认识，她年轻一些，身体更强壮，一进来就坐在美容椅上，把双脚搁在脚凳上。埃琳娜坐在前面的一张小圆凳上，看来她要做的是足疗。两个女人说了一会儿话，阿尔伯特觉得，埃琳娜该开始给她按摩了，可是没有动静，两个女人聊了半天，那女顾客终于站起身来，脱掉了裙子。阿尔伯特看见了一双结实多毛的腿，典型的撒丁岛妇人的腿。不像是修指甲，也不是去老茧，而是脱毛。那女人又坐下来，埃琳娜的两手上上下下抚摸着她的腿，先是小腿肚，再是胫骨，最后抚摸她的大腿。她的动作轻柔而优雅，好像很喜欢这双多毛的女人腿似的。她自己的腿是相当光滑的，不过阿尔伯特的腿毛很浓密，她倒也很喜欢。

　　两个人又说起话来，但阿尔伯特不再留心去听，而是琢磨着埃琳娜在抚摸那女人的腿时感觉怎么样。尽管他并不喜欢女人腿上多毛，但他也想那样优雅而轻柔地去摸摸那女人。不但摸小腿肚和胫骨，也摸摸大腿，大腿上的毛一定比小腿上的少得多。那女人又站了起来，阿尔伯特感到惋惜，她怎么这就要走了呢。可是她没有走，而是解开了衬衫的扣子，向埃琳娜露出了胸部。她戴着一副黑色胸罩，勉强兜住她丰满的乳房。两乳之间也有一溜黑黑的胸毛。阿尔伯特看到她的毛并不是鬈曲的，而是平整的，形成了一个小三角，微微泛着丝般的光。埃琳娜用右手轻轻摸了一下，指间仿佛荡起了细碎的涟漪。阿尔伯特看到她轻轻握住了那女人的左乳。阿尔伯特的呼吸微微加快，汗也冒出来了。这时他想摸弄摸弄自己，但是他不允许这样做。要是被人听见了，就把埃琳娜毁了。他控制住自己，尽量克制自己的兴奋，却依然瞪着眼睛往门缝外瞧。

　　埃琳娜已经检查完了那女人的毛。可那女人还敞着衬衫站在她面前。她双手握拳插在腰问，让阿尔伯特想起了墨索里尼，又让他烦躁起来，不过这时又加上了一丝茫然。他偏爱的性对象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可是这个粗壮、多毛、让人想起墨索里尼的撒丁岛家庭主妇却让他血脉贲张。他开始抚弄自己，但动作很轻，几乎算得上没什么动作。所幸很快就完事了，也就是喘一口气的工夫。他将自己草草收拾干净，尽量不发出声息，坐在床上，拿起论卡拉瓦乔的明暗对比的文章。

　　那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阿尔伯特没有听到。他一定是睡着了，当埃琳娜吻吻他的额头，把他惊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午休的时间到了。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到城里走了走，埃琳娜兴致勃勃地讲那两个女顾客，她们都是她的老客户了。阿尔伯特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打听那两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埃琳娜爽快地告诉他，几乎所有来她美容院的女人都是为了体毛，主要是为了腿毛。

　　埃琳娜说，撒丁岛的女人体毛都很浓密。幸好如此。今天来的是乔瓦娜，她的嫂子，她来找她既是为了除腿毛，也是为了除胸毛。虽然乳房上没有毛，可是胸上有。她知道，有胸毛的女人往往乳头和乳晕上也有毛。虽然乔瓦娜投有摘下胸罩，但她敢说，她的乳头四周也有毛。她还知道，一般说来，这些女人愿意除掉腿毛和胸毛，可是她的客人里没有一个愿意把乳晕上的毛也除掉的。其实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需要用镊子和除毛器拔下来就是了，不像除腿毛和胸毛一样用蜡除法。这种办法很有效，但也很疼，有时还会引发炎症和疱疹。她想，女人们之所以不愿除掉乳晕上的毛，是因为这样招男人喜欢。“只有撒丁岛的男人才喜欢，”阿尔伯特说。“但愿如此，”埃琳娜回答，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市中心广场，这里可看的东西比卡波尼亚其他地方还少，而且也不那么接近中世纪的托斯卡纳风格，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卡波尼亚广场，市政厅，空荡荡的市政厅塔楼，教堂，还有尤皮姆商场，都是法西斯的风格，但都不怎么高大，也不太令人厌恶，或者说不太阴森可怖。广场上有种小地方的加上法西斯味儿的荒凉，而商场外面乱堆着货物的货柜又赋予它一点特别的味道。广场一角有个酒吧，尽管天气很冷，他们还是在粗糙的石柱旁坐下，喝了牛奶咖啡，吃了火腿奶酪面包。

　　这时埃琳娜问阿尔伯特，他这一上午过得怎么样。“好极啦，”阿尔伯特说，同时觉出自己陷入了多么尴尬的境地。他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地回答她，说他先是坐在床上读一篇关于卡拉瓦乔的文章，后来观看埃琳娜和她那长毛的嫂子，一边摸自己的下身。但阿尔伯特只给埃琳娜讲了讲那篇文章，文章主要是说，卡拉瓦乔的明暗对比法的使用就是颜色的人性化，所说的明暗对比是在基本色调肉色中体现出来的。不但卡拉瓦乔画的人物是裸体的，就连物体世界也是如此，让物体也有了婚姻生活。不过《胜利的爱神》中右大腿后面天空斑斓的蓝色除外。

　　埃琳娜凝神听着阿尔伯特的话，但什么也没说，只是那样看着他，看得他的脸不是发红，而是变得苍白。她叹息了一声，虽然是意大利语的发音，但那意思一下子就能猜得出来，用不着去细琢磨字面的意思。阿尔伯特觉得他听出了埃琳娜的弦外之音，至少她已渐渐体会到，偷偷摸摸地干坐在后屋里并不是阿尔伯特所想象的撒丁岛的生活。但只要他同意这样，凡事都说“好极啦”，继续研究他的卡拉瓦乔，她也就由他自便，不追问他。

　　她没有再追问下去，让阿尔伯特很高兴。在柏林时，他们为了帮助对方提高语言能力，曾一起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他读的是自己买的意大利文译本，她读的是原文。他记得，她觉得小职员格利高里·萨姆沙变的甲虫很“可爱”。

　　这个甲虫唤醒了她天然的母性。他又想起，当格利高里的父亲扔给他一个烂苹果时，她满怀同情地喃喃道“小可怜儿”。她也曾经这样称呼阿尔伯特，当时是在运河边上，但他那时不觉得自己像卡夫卡笔下的甲虫，而是像一个白痴。

　　这时那种像甲虫的感觉又浮上来，如果埃琳娜追问他，也许他们会吵一架。

　　但他们没有争吵，而是手挽手像一对夫妻一样回到埃琳娜的家。归途中，埃琳娜说她的哥哥嫂子请他们在星期天去吃午饭。这个邀请让阿尔伯特很高兴，减轻了甲虫感。归途中，阳光撕开乌云密布的天空，在南方温暖、几近灼热的阳光照耀下，他的心情彻底灿烂起来了。下午，他一边在后屋的原位上坐下，一边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万事开头难，一定要克服啊。他要以从未如此自信的埃琳娜为榜样。

　　第十一章

　　以后的两天，阿尔伯特是靠着读书和在床上僵坐打发过去的。腰酸背疼了就躺下打个盹儿，不过尽量别睡熟。他想坚持下去，把时间用来搞研究，他把阅读复印的文章叫做搞研究。他已经习惯了埃琳娜的美容间里传来的动静，而且埃琳娜给撒丁岛妇女们除腿上、胸上、乳上、脸上和——游泳的季节快到了——私处的毛这个事实，也早就不像刚开始时让他那么兴奋了。

　　到了第三天，他觉得在后屋里不但压迫他的心情，也压迫他的肺。他必须出去，去呼吸新鲜空气，于是就在午休时到市中心去了。他打算到晚上再回去，就带了些要读的东西：一本关于撤丁岛的旅行手册，为了避免自己心里不安，还带了一篇从《伯灵顿杂志》上复印下来的文章，题目是《卡拉瓦乔对< 弹曼陀林者）

　　的两种态度》，虽然只有六页，但在他的资料单上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卡波尼亚很小，散步的人若是不想走到城边上，肯定会在广场上驻足。虽然天气日渐转暖，却丝毫不减广场上的荒凉。阿尔伯特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撒丁岛联台报》。在这里买德文报纸想都不要想，而旅行手册他还想省着点慢慢看。他在一家有未经雕刻的石柱的咖啡厅里坐了下来。报纸读起来很吃力，文章在他眼前变得模糊，他也不懂得报上的意大利文，全是一些他听也没听过的词儿。可这明明是意大利语，不是撒丁语。阿尔伯特向政论文章投降，只看花边新闻和犯罪案件的专栏。今天报道的是一桩银行抢劫案，看来连报纸的主编也卷了进去。这条消息莫名其妙，让阿尔伯特又怀疑起自己的意大利语水平来。可是，若非如此，Direttore dell“Unione Sarda coinvo1to nella rapina alla Banca di Sassari （意大利文。意为”《撒丁岛联合报》主编被卷人萨萨里银行抢劫案“）这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撒丁岛，阿尔伯特想，而且发觉自己对身处一个当地报纸主编也会袭击银行的岛上而骄傲。他很想与人分享这份骄傲。可是跟谁呢？埃琳娜对犯罪新闻不感兴趣，每当他想跟她聊聊Cisa Nostra 或N ‘drangheta （都是黑手党中的组织）的时候，她只会摆摆手，或者说一声“Me ne frego ”（意大利文，意为“我才不管呢”）这是她表示拒绝时最常用的话，意思和“跟我没关系”差不多。她也不愿意跟他聊撒丁岛强盗这个话题。有一次，他问她的祖先是做什么的，想知道他们是渔民、牧人还是强盗，她没有回答“Me ne frego ”，而是说“Chi se ne frega ”~ ，听起来有点更敌意、更不情愿的痕迹。那还是在柏林时的事，阿尔伯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问题让她这么不高兴。当时他也还不懂得“Chi se ne frega ”（意大利文，意为“谁管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出来这个说法与南方人的自尊心有关。他在字典上找到了“fregarsene”这个动词，解释为“无关”，只用于否定句，这是一种真实心情的流露，这句话既让他稍稍了解了意大利的国民性格，更让他领教了埃琳娜的个性。无疑，埃琳娜是“menefreghista ”，那种任由风云变幻而与世无争的人，阿尔伯特常常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曾受过深深的、莫名的伤害。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她的受伤害有时也伤害了他。比如，他问起她的祖先，虽然略微有点调侃，却没有丝毫的恶意，而她不但不回答，而且还生硬地拒绝了他。

　　阿尔伯特点了第二杯卡布奇诺，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先辈。他们都是穷人，从施瓦本迁移到了俄罗斯，在那里定居务农，二百年后又被驱逐出境。想着自己的先辈，阿尔伯特悲从中来。他并没见过他们，他惟一见过的上代人就是他的父母。显然，有过先辈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就足以让他的心境变得抑郁。或许他不是为了先辈伤心，而是因为自己坐在卡波尼亚广场上，看着这个四四方方的建筑，不得不认识到时间还没有过去。虽然他的表在正常运转，秒针在不停地走着，而这个下午却不肯逝去。

　　他又喝了一杯卡布奇诺，读起旅行手册来，里面有许多关于撒丁岛强盗的记载，而且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上千年的碉堡。据说在撒丁岛上有将近七千座这种被称为“Nuraghen”的东西，但是阿尔伯特一个都没见过。看来也没有什么希望见到了。一篇题为《时代变迁中稳定的中心：撒丁岛妇女》的文章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文章还配了一些照片，就像碉堡的照片一样令人失望。彩色照片只有一张，上面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妪，身穿白衬衫，当地传统样式的天鹅绒马甲，皮包骨头的双手交叉着放在红蓝格子裙上。其他照片都是黑白的，准确地说是灰白的，可以看到衣着灰暗的女人，如鬼似魅，在破破烂烂的石子路上蹒跚而行。文章论说了撒丁岛女人的忠实、镇定和沉静。这些阿尔伯特承认。他从不怀疑埃琳娜也是忠实、镇定和沉静的。她就是忠实、镇定和沉静的化身。他爱她的这些品性，却也往往为此而烦恼。尤其让他痛苦的是她的忠实。因为她把这份忠实给了那波斯人好多年，而不是给他。尽管她现在对他，阿尔伯特，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但他时时担心，她和那个波斯人之间的纽带并没有完全割断。有时，特别是在晚上和入睡前，她仿佛身处遥不可及的远方，眼里蒙着一层黑沉沉的忧郁。撒丁式的，也是北非式的忧郁。或许这也是波斯人的禀性。

　　阿尔伯特突然对这篇文章兴致索然了。对整个旅行手册都兴致索然了。他毕竟不是来撒丁岛考察的高级参议教师。埃琳娜不是任时代变迁而不变的稳定的中心，她是抗拒时间的斯芬克斯。有时是令人迷醉的诱人的达芙妮，当他想抓住她时，她却变成了一座千年的碉堡。他自己也并不是稳定的中心。可是，谁也没有这样说过啊。他只是一个心烦意乱的普通人，喝了一肚子卡布奇诺，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正在吃陈年老醋，接下来必然会心情压抑。第四杯卡布奇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喝了。此时他的心跳已经比平时加快了。最好还是到别处去吧。可是去哪儿呢？如果他在意大利，此时他可以到教堂去。可他就在意大利呀。虽然撒丁岛人不把意大利叫意大利，而叫做“大陆”。如果他在“大陆”，他就会到罗马教堂圣路易吉·迪·弗朗西斯去，让卡拉瓦乔的《马太殉教》来安慰自己。

　　阿尔伯特付了账，装做不经意地把旅行手册丢在椅子上，往前走了几米，来到了尤皮姆商场，穿过男装部，来到了女装部，走到女式内衣附近，但是他没敢在内裤、长袜和胸罩当中停留太久，因为这里所有的女店员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最后，依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男装部买了几双相当贵的袜子，就是后来作为及膝男袜出售的那种。然后他就到对面的教堂去了。

　　教堂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建筑，像座停车楼，大门刚刚关上，五点钟的弥撒结束了。但是身穿灰色长袍、像个铁器贩子的教堂司事允许他进去转一转，看一看。

　　教堂里朴素无华，摆放着浅棕色的长椅，和一张同样是浅棕色、四角包黄铜的祭台，那样式像是三十年代的。他曾在舍内贝格的一家肠胃病诊所看见一张很相像的桌子。三十年代冷峻青春风格的遗风。后面是一个耶稣受难像，十字架上却是空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应钉着基督像的螺丝钉痕。

　　最后几个做弥撒的人也走了，阿尔伯特还在教堂里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空荡荡的十字架。他受的是新教的洗礼，受的也是新教的教育，但是在坚信礼之后，他就不再去教堂做弥撒，然而他已经多次发现，面对教士、神父乃至未授圣职的僧侣，自己是没有抵抗力的。一看到神父的法衣、教士的长袍或是僧侣的袍子，一阵忏悔和寻求依靠的欲望就向他袭来。当然，他不允许自己顺从这种欲望，一个新教徒是不忏悔的。新教徒也不寻求依赖。新教徒不依赖神父，神父也不依赖新教徒。

　　“入口在教堂后面。”这是教堂司事的声音。他刚才突然不见了，现在从一问放满梯子和脚手架的厢房冒了出来。他右手拿了一个生锈的铁锤，看阿尔伯特没有反应，就用左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第一，出去，第二，绕过教堂。阿尔伯特服从了，离开教堂，向右转，绕过教堂，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一个像是地下室的门前，抽着烟。看到一个牌子，他发现原来这里是教堂的电影院。他走过去排在队伍里，并不知道今天放什么电影。

　　这里没有收款处，只有一个很像教堂司事的男人，但没有穿灰色长袍，而是一件长几及膝的大毛衣，手里拿着一个以前电车售票员用的那种钳子。阿尔伯特没有门票。那男人跟他解释，本来也没有门票，必须成为会员才能进去。只要买一张可看十二场电影的旺季票，就自动成为会员。每星期六下午放电影。阿尔伯特忽然害怕再到广场上去，就问他能不能现在成为会员。那男人说不行。阿尔伯特必须到管理处去买前面说的旺季票，而管理处只有上午对外办公。阿尔伯特跟那男人说，他明天一定会去办。那男人说“好吧”，却没有让开。看来他以为阿尔伯特会走开的。但是阿尔伯特不想走。他想进电影院。一定要进去。说什么也要进去。如果他不能看电影，而是又到广场上去，他会昏过去的。或者哭得浑身颤抖。或者发羊角风。或者把胳膊腿上的皮一块块撕下来，撕到自己流血。阿尔伯特患上了广场恐惧症。卡波尼亚广场恐惧症。

　　也许那男人体会到了阿尔伯特的难处。也许他觉得这件事太麻烦，因为后面已经堆了一群人，急着进电影院。那男人往旁边跨了一步，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示意阿尔伯特进去。阿尔伯特说了声“谢谢”，又补了一句“多谢”，走进了放映厅。里面相当宽敞，还没有多少人。一些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大部分观众都是老人，也许是退休者，是靠养老金过日子的人。阿尔伯特找了个离那些年轻人稍远的座位。他还不知道放什么电影，四下看了看，向坐在身后的一个人打听放什么电影。这人好像没听懂，他有一张清癯的四方脸，穿一件黑色大衣，扣子一直扣到领口，戴一顶镶皮的便帽。一个退休的牧羊人，阿尔伯特想，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这男人向前弯了弯身子，摘下便帽，阿尔伯特又问了第三遍是什么电影。摘下了帽子，这男人似乎听明白了。但他没有回答，而是伸手到大衣袋里，摸出会员证来，仔细看看列有电影名并注明日期的单子，又把会员证贴在眼前看看，回答说：“《潜行者》。”

　　阿尔伯特谢过这位用意大利口音缓慢地说出“潜行者”这个词的老人，他看过这部电影。在柏林，若是你身处某类人当中，有些电影是不能不看的。在撒丁岛牧羊人当中一定不是这样。看了一遍还不够，还得多看几遍。最好衣袋里揣着剧本。这类电影中除了戈达尔（戈达尔1930一，法国电影导演）的所谓通俗易懂的《精疲力尽》之外，还有《朱尔和吉姆》、《安德烈- 卢布廖夫》、《红圈中的四》、《妈妈和野鸡》，还有《潜行者》（《朱尔和吉姆》由法国导演特吕弗1932一1984执导。《安德烈·卢布廖夫》、《潜行者》由苏联导演安德烈- 塔可夫斯基1932一1986执导。《红圈中的四》由法国导演让一皮埃尔·梅尔维尔1917—1973执导）。

　　偏偏放的是《潜行者》。他宁可看《罗马妈妈》或是《苦米》（《罗马妈妈》由帕索里尼执导。《苦米》由意大利导演德·桑蒂斯19l7—1997执导）。《潜行者》让他压抑，而且无聊之极。说起来，在一阵无聊过去之后，就可以将之甩掉，这是经验之谈。可是《潜行者》的无聊却是甩不掉的。《潜行者》的无聊会钻进衣服里，细胞里，让人在几天内都只好拖着它，身上闻起来都有一股子无聊味儿。

　　这部电影他看过两遍，都是俄语的，有英语字幕。第一遍他只感到压抑，只不过是电影刚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只有开头的紧张情节让他压抑。过了一天，他看了第二遍，就发现皮肤起了病态的变化。大腿内侧和手腕上起了圆形的小疱疹，先是渗出水来，后来就化了脓。皮肤科医生用可的松给他治，幸好见效。可的松对治《潜行者》有效。先前医生还问他有没有接触化学物品或是到过热带地区。

　　阿尔伯特否认了，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他没有提起《潜行者》。

　　拿钳子的男人走进了放映厅，向观众看看，逡巡片刻，好像是在估算观众的人数，又从放映厅右侧的门出去了。现在电影该开演了。只要把灯熄掉就行了。

　　可是灯没有熄掉。左侧的门反而又开了，一位神父走了进来。他身穿简朴的黑色法衣，看样子没刮过胡子，要么就是胡子长得太快。他手持一支无线话筒，通过话筒向观众问好，又说，今天放的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也是一部很难的电影。

　　但是，生活不也是艰难的吗？上帝本身不是也很艰难吗？

　　神父看着观众，他的眼光也从阿尔伯特身上掠过，一时之间，阿尔伯特觉得有义务对神父的问题做出反应，嘟囔一声“是的”，至少点点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反应显得傻头傻脑。神父介绍了导演塔可夫斯基，举出他执导的片子，又提到他的父亲，作家阿尔谢尼伊（指俄罗斯诗人、翻译家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1907—1989），做儿子的在电影中引用了他的诗句。神父说，这是一位尊重父亲的话的儿子，还提到了电影《乡愁》，这部片子阿尔伯特没看过。他谈到圣加尔加诺教堂（在煮大利中部城市锡耶纳）的废墟，在塔可夫斯基的童年，这座教堂像在胡桃壳里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包括父母的房子、狗和放鸭的池塘。

　　教士说，雪落在圣加尔加诺的圣坛上，一边向后看看，又望望天花板。但是他后面不是圣坛，而是银幕，头上只是黑色的天花板。神父好像被自己的话打动了，说得嘴角泛出了白沫，拿出一方手帕来擦嘴。

　　阿尔伯特看到过圣加尔加诺废墟的照片。但是他不知道这与塔可夫斯基的童年有关。这时他觉得放映厅里冷飕飕的。身后的老人倒准备充分，穿着冬大衣，还戴上了镶皮帽子。这时教士拿出一个记有笔记的纸条，转而谈起《潜行者》来，就像电影学院里的老师一样侃侃而谈。他谈到塔可夫斯基运用的电影手法，谈到连续镜头、剪辑，谈到灯光和声效。后来他又谈起封锁区来。封锁区是不准随便进入的地区，是只能容纳毫无前途的人的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希望之地。封锁区是实现愿望的地方。阿尔伯特想，在他的想象中，希望之地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潮湿肮脏、阴森破败的监牢般的所在。可是教士似乎对封锁区着了迷，在不必要的地方也使用这个词，对电影的介绍变成了对封锁区的热情召唤，变成了一曲赞歌，而且不断升温，越说越起劲儿。忽然一声短暂却尖利的哨声盖住了神父的话，他住了嘴，向几个一直很不安分的年轻人看看。但这不是那几个年轻人发出来的，因为当神父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又响起一声更长的哨声，听得出是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看来是话筒出了问题。神父向后墙看看，放映小间就在那里。

　　也许不是话筒的问题，而是同时管理扩音设备的放映员的问题。也许他不耐烦了，在调节器上搞了点花样。可是看不见放映员的影子。话筒好像彻底关掉了。神父扬着脑袋，闭着眼睛等了一会儿，可是没有用，话筒还是哑的。大厅里的灯光反而闪动了一下。他好像很熟悉这个信号，将笔记装起来，说“电影开始”，又说声“祝大家愉快”，就出去了。

　　电影的紧张程度对阿尔伯特的影响很一般。刚放了几个画面，他身子一歪，就睡着了。几个年轻人离去时弄出了一点声音，他才醒了过来。这时电影还没有放多久，也就是十到十五分钟吧。第二次醒来是第一部分放完、装入第二卷片子的时候，放映厅里的灯亮了，让阿尔伯特得以四下看看。老人们还坐在原地动也不动，有几个也歪着身子。年轻人却所剩无几。放第二部分时，阿尔伯特也是完全在睡梦中过去的。一开始他只是闭着眼睛，听着那些陌生的词——这次不是英文字幕，而是意大利文字幕——后来就沉沉入睡了。一定是因为如阴雨连绵的俄语，如泣如诉的语声让他麻木了。阿尔伯特醒来的时候，电影好像已经放完有一会儿了，可放映厅里还是黑漆漆的。显然是放映员忘了开灯。不然就是灯坏了。

　　大部分观众已经走了，只有两位老人还站在门口，与神父握手道别。他们走了以后，就只剩下阿尔伯特了。阿尔伯特本想悄悄出去离开，可是他必须从神父旁边走过。神父不满足于只跟他握手，而是问阿尔伯特来卡波尼亚是做什么的。他当然一下子就看出阿尔伯特是德国人，让阿尔伯特吃惊的是，他用相当地道的德语跟他攀谈起来。阿尔伯特还没来得及细问原由，他就说他在蒂宾根学习过一段时间。这位名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德雷的神父说，他读过三卷蒂宾根派护教学理论，完全是原文的。阿尔伯特说，他只知道法兰克福学派，也读过一些理论，也是原文的。神父大笑起来。“好极了，”他说，“阿多诺呀。”一边拍着阿尔伯特的肩膀，好像这位观众就是阿多诺本人一样。他轻咳几声，热切地盯着阿尔伯特，却又有几分心不在焉，不说话了。神父突然安静下来，也许全城都安静下来，这静默也蔓延到阿尔伯特身上，所以，两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之后，神父请他去喝咖啡，他也没敢提出反对。

　　他跟着神父穿过一道窄窄的门，来到更衣室。光看那道窄门，想象不出原来这房间很大。中问放着一张桌子，也大得足以放下神圣的晚餐。靠墙放着柜子、书架、玻璃陈列柜和一个敞开的衣橱。柜子旁边靠着一个装饰富丽的空画框，墙上还挂着一个小提琴盒。神父发现阿尔伯特对架上的书很有兴趣，就说了句“您随便看看”，便出去了。阿尔伯特看看几排皮面的书，没有书名，只标着连续的书号和年代。旁边还有一个书架，有几本《教皇论》和一本关于教会发展史的合订本。关于教皇那几本书的书名是意大利文，听起来多少有点古怪。这是一本官方出的书，里面一定有很多真实的忏悔故事。旁边书架上的小册子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修身读物，圣经故事，天主教的宣传材料，其中还有几本小册子，是关于皮奥神父（皮奥神父1887—1968，原名弗兰西斯科·弗吉奥内，生于意大利，于2002年6 月16日封圣）的生平与影响的。他见过几次这个人的照片，所以对这个大胡子有点亲切感。他拿出一本小册子读了读，得知这位神父的身上不但有耶稣伤痕的再现，而且有茉莉花香，他还会分身术，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阿尔伯特没发现书架上有剧本。也没有电影理论。根本没有关于《潜行者》的书，当然也没有阿多诺的书。阿尔伯特有点失望，但他对自己说，这毕竟是一位神父的房间而不是私人图书馆。

　　在阿尔伯特把关于皮奥神父的书放回去的时候，神父端着两杯浓咖啡进来了。

　　桌子上有糖罐。这男人脱掉教士的长袍，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西装，做工粗糙，让人觉得他像个平民。这时阿尔伯特也看出来，神父其实仔细刮过胡子，颧骨上的黑影显然并不是因为胡子，而是因为骨头的构造。这个男人显得完全正常，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的在远离罗马的穷乡僻壤任职的神职人员。看来他既不借酒浇愁，也没有被道德感或神学问题搞得怎么精疲力尽。他在《潜行者》放映前发表演说时略显狂热的特征也完全不见了。也许一切都是做戏，以激发起观众对电影的兴趣。不管怎么说，他此时看着阿尔伯特的眼神是清醒的，善良的。尽管阿尔伯特原本并不认识这个人，却一下子对他产生了信任。而神父作为一位有经验的灵魂医生，凭着直觉，提了一个很普通、却一下戳到阿尔伯特心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您过得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阿尔伯特没有预料到的。他还没来得及说几句干巴巴的套话，泪水就冲进了眼眶。他没有回答，而是垂下头，含泪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桌面，然后轻声说：“谢谢，很好。”就不说话了。神父也沉默了，没有再用其他问题来打扰他。他的沉默是一种泰然的沉默，让阿尔伯特平静下来，恢复了常态。过了几分钟，他擦干脸上的泪水，很想向神父忏悔。但是他没有。他不知道单独面对教士该怎么忏悔。阿尔伯特有忏悔的愿望，却缺乏为之而忏悔的罪恶。他并不认为在后屋中自慰一下是罪恶。在这方面，他一直是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自黑森州东部地区森林中的野性。阿尔伯特记起了他的皮大衣。从废品回收加工场买来的皮大衣。它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不知何时把它扔掉了？也许这可以算是他的罪恶吧。他扔掉了一件心爱的东西。但是他不会为此向任何人忏悔。

　　阿尔伯特很快离开神父的房间，回到家里，埃琳娜正忙着做一道甜点。她用一个吻来迎接他，请他来帮忙。她心情很好，接待了几位顾客，其中还有两位是头一次来。阿尔伯特没说自己去了什么地方，她也没有问起。他简直觉得，她根本忘记了他并没有在后屋度过这个下午，而是到城里去了。他帮她做甜点，这是为明天的午餐准备的。她已经跟她嫂子说好，要带一份“祖奥托”去，这是一种源自托斯卡纳的蛋糕，用杏仁、核桃仁、掼奶油和巧克力粉做成。饭后他们要一起去海边郊游，把蛋糕带上，到那儿吃。

　　阿尔伯特盼望着这次郊游。第二天中午，他们站在埃琳娜的哥哥马尔切洛和嫂子乔瓦娜家门前按铃时，他多少有些紧张。乔瓦娜开了门，埃琳娜给他们介绍，阿尔伯特心想，他已经见识过穿内衣、有体毛的乔瓦娜了。他们走进客厅，这里兼作餐厅，与厨房相连。乔瓦娜的丈夫躺在沙发上，看一本漫画书，客人进来也没影响他，又看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

　　马尔切洛是泥瓦匠，阿尔伯特已经知道了。前不久。他办了一家小公司，自己经营，不过还继续在工地上工作。显然他今天也上过班了，还穿着工人装，头发上有水泥灰。马尔切洛从沙发里站起来，阿尔伯特发现他比乔瓦娜高了将近半米。他不是那种敦敦实实的撒丁岛人，而像一个加拿大伐木工，只是太胖，腰间堆了一圈赘肉。马尔切洛对阿尔伯特的到来并不太在乎，就像招呼一个来吃饭的普通客人一样招呼他。他对妹妹的到来也不太在乎，好像出国几年又再回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阿尔伯特给自己打了打气，说，能认识埃琳娜的哥哥很高兴，马尔切洛则回答，他要先去洗澡换衣服，就跑到楼上去了，还没忘记拿上漫画书。

　　这会儿乔瓦娜在布置餐桌，埃琳娜问起孩子们，乔瓦娜说他们出去了，他们今天在朋友家吃饭，但一起去郊游，朋友们也去。乔瓦娜把意大利面条的水滗掉，一边喊马尔切洛。她头也不抬，冲着洗菜池也就是排水槽的方向喊，好像她的丈夫在水槽或是排水管里一样。当然没有人理她。乔瓦娜把面条装进一只玻璃大碗，加上肉酱，又喊马尔切洛。这次不是喊，而是吼了，还是冲着水槽，不过调门高得嗓音都变嘶哑了，当然这嘶哑的声音并不比吼叫声轻，而且尖利，尖得让阿尔伯特直为那个玻璃大碗担心。乔瓦娜制造的噪音足以让马尔切洛做出回应。虽然他并没有答应，但是可以听到楼上砰的一声撞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门响。

　　门的响动已经让乔瓦娜满足了，她说：“我们吃吧。”将面条分好。这时她的丈夫也出现了，脸上放着光，湿湿的头发向后梳着。他换掉了工装，穿一条棉布裤子，一件绣花衬衫，样式很像牛仔衬衫，熨得平平整整，尽管隔着桌子和冒着热气的通心面，还是能闻出衣服柔顺剂的香气。乔瓦娜满意地看看丈夫，也给他盛了一份面条，说声“祝大家胃口好”，马尔切洛却又站起来，像是在找什么。

　　大概是找他的漫画书吧，阿尔伯特想。但他找的不是漫画书，而是放在五斗橱上的眼镜。显然他吃面条需要戴眼镜。

　　阿尔伯特很高兴，总算开饭了。要是已经捱过了这顿饭，他就更高兴了。他担心埃琳娜的亲戚会借此机会把他盘问个底朝天。可是没有人问他什么。既没有问他的出身家世，也没有问他的职业和经济状况。他们反倒说起马尔切洛的建筑业务来，以及当地什么招标项目，马尔切洛的公司对此很感兴趣。没有人想打听阿尔伯特的什么情况，让阿尔伯特正中下怀，否则他势必说起卡拉瓦乔，还要说他有希望得到一个助教的职位。职位是没影儿的事，而这几天来他也淡忘了卡拉瓦乔。尽管他读了几篇复印的文章，但是他对这些文章的兴趣并不那么高涨，不像它们理应引起的兴趣那样。都怪那后屋，阿尔伯特想，后屋让他疏远了卡拉瓦乔。可能也怪这个岛，撒丁岛与卡拉瓦乔毫不相干。他打不起半分精神去寻找卡拉瓦乔在撒丁岛上的信徒。假定这里有他的信徒。他曾想去卡波尼亚市图书馆去查一查卡利阿里美术馆的档案，却半途而废。即使撒丁岛上有勉强算是卡拉瓦乔信徒的人，那也是二三流的。是卡拉瓦乔信徒的翻版，是模仿者的模仿者。研究这些对他有损无益。也许连主动和撒丁岛人交往都有害处。撒丁岛毕竟不是意大利。撒丁岛只是意大利的羊圈，阿尔伯特想，一边吃小牛排，一边对撒丁岛满腹怨言。埃琳娜在吃饭时一直兴致勃勃地打听当地的建筑工程，他可一点儿也不想知道。埃琳娜似乎察觉到了他暗中的怨气，就说：“阿尔伯特正在写一本关于卡拉瓦乔的书。”

　　马尔切洛正在对付第二块牛排，又咬了一口肉，边嚼边点评道：“卡拉瓦丘。”

　　他忽然改说撒丁话，让阿尔伯特又生起气来。可是他还没说什么，马尔切洛站起来，走到书柜旁，拿来一本大开本的四色版的书，像拿着一件证物似的展示一圈，然后放在阿尔伯特旁边。这是一本关于卡拉瓦乔的小书，是《绘画大师》丛书中的一本。阿尔伯特知道这套丛书。这些小册子是题献给许多画家的，每本包括十二张不算太好的复制品，文字很少，在报刊亭或是博物馆的商店都能买到这种小册子。这不值得一驳。去买这种小册子还不如买印有拉斐尔画的天使像的雨伞或是烟灰缸。可是，看马尔切洛把这本书放在桌子上那表情，好像是在给阿尔伯特看卡拉瓦乔研究的最高级别的成果。他好像在说：一本关于卡拉瓦乔的书？这不就是吗！

　　阿尔伯特没有理会这本书，他对它根本不屑一顾，但是他一眼就认出了封皮上是卡拉瓦乔画的圣徒卡塔琳娜。一个美人，浓密的头发闪着红棕色的光，一张性感的嘴。总之不是地中海地区的那一种，即不会让阿尔伯特心烦的那一种。他的卡塔琳娜也不像南方人，她的头发与这位圣徒的一样浓密而闪亮，不过也许浅一点。马尔切洛把介绍卡拉瓦乔的书放在阿尔伯特盘子旁边的餐巾上，阿尔布特不去管它，声色不动地继续吃饭。然后他把它拿到一边，拿起餐巾，细细擦嘴，再把用脏的餐巾放在书上。放在正中央，卡拉瓦乔的《圣徒卡塔琳娜》上。马尔切洛从眼镜架的上方瞧着阿尔伯特的动作，但是一言不发。两个女人也不说话，但她们用眼神商量好，赶快清理餐桌。乔瓦娜拿起盛着牛排的盘子，问谁还想吃肉，不等回答就把盘子拿走了。马尔切洛站起来，说他去开车，埃琳娜说她把甜点装进篮子，拿到车上。桌旁只剩下阿尔伯特，他盼望自己像皮奥神父一样有分身术。他真希望此时自己在另一个地方。

　　第十二章

　　上路之前，马尔切洛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约定在圣安蒂科岛上碰面。这个岛在西南方向，通过一条高速公路与撒丁岛相连，距卡波尼亚大约二十公里。现在当然还无法游泳，但天空是春日的蓝天，几天来的阳光也越来越和暖，阿尔伯特向往着海风和沙滩。然而马尔切洛还想在岛上中心地区停一下。他们穿过高速公路，到达了市区，立刻找到了停车位，这时后座上的埃琳娜宣布，马上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摸了一下阿尔伯特的头。这个举动让阿尔伯特高兴，他们一整天都保持着距离，一次都没有接触过。而现在埃琳娜摸他的头，而且，他们横穿过主街，拐进一条小巷的时候，她又拉起了他的手。他们停在一家装有铁栅以策安全的商店门前。

　　马尔切洛打开埋入地下的锁，拉起铁栅，打开铁栅后的门，把他们由阳光下带入一问光线幽暗的屋子。他打开灯，一盏日光灯亮了，阿尔伯特看到的是一问办公室，镶木地板，墙壁上贴了齐胸高的白色瓷砖，有办公桌椅，还有一个文件架。马尔切洛当先走到办公桌前，用手掌抹抹桌面，在办公椅上坐下来，对阿尔伯特说：“你的办公室！”

　　阿尔伯特什么也没说，转向埃琳娜，她喜气洋洋地望着他。乔瓦娜也喜气洋洋地望着他。这就是那个惊喜。显而易见，埃琳娜为阿尔伯特寻找一间办公室，而且找到了。阿尔伯特必须说点什么。他必须表示感谢。他也必须高兴。他说了声“好极了”，又看看埃琳娜，她说，这间房子已经好久没有人用，可是马尔切洛不想放弃它。阿尔伯特看看埃琳娜的哥哥，他点点头，说这间房很好，房租低得跟白给一样，如果有人能用这个地方，他是很高兴的，阿尔伯特恰好帮了他的忙。阿尔伯特又一次表示感谢，他是真心实意地感谢。不是因为这问房，而是因为没想到马尔切洛这样关心他。阿尔伯特甚至有点感动了。他们离开这间房的时候，乔瓦娜说，在卡波尼亚和圣安蒂科之间有很方便的公共汽车线路。不过他也可以去搞一辆轻型机动自行车。阿尔伯特说：“再看吧。”他现在不愿为公共汽车费脑筋。也不愿意为轻型机动自行车费脑筋。尽管他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这种轻型机动自行车比机动自行车小，是家庭主妇、半大孩子和老人理想的交通工具。

　　阿尔伯特渴盼着海，在很短的车程之后，当他看到头几棵五针松，透过它们望见银光粼粼的海水时，他高兴极了。阳光暖暖的，阿尔伯特后悔为什么没带上游泳的装备，特别是当他从汽车上看到有个别旅行者穿着泳衣向海边走去的时候。

　　马尔切洛在约定的地方停下，建筑师深绿色的沃尔沃已经停在那里。埃琳娜提起装着点心的篮子，乔瓦娜拿起另一个装餐具的篮子，阿尔伯特拿被单和两把折叠椅。马尔切洛还想在车上待一会儿，随后再来，让阿尔伯特感到很奇怪，乔瓦娜却觉得很平常。建筑师和他的妻子已经在沙滩上了，坐在折叠椅上，眺望着海面。

　　乔瓦娜将他们介绍给埃琳娜和阿尔伯特认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和一个年轻姑娘在水边玩，三人停止嬉戏，过来打招呼。埃琳娜亲吻两个女孩的面颊，她们也很有教养地回吻。她们还按照意大利的习惯将面颊向阿尔伯特凑过来，他弯下腰，与她们贴贴脸，却没有吻她们。两个女孩却毫不羞怯，把他当老朋友似的，将唇压在他的颊上。

　　两个女孩和年轻姑娘都穿着泳装。女孩们穿的是普通泳衣，姑娘穿的是比基尼。她很苗条，肩胛瘦削，短短的浅金黄色头发，有几缕贴在额上。要么她下过水了，要么就是玩球出了汗。阿尔伯特发现她的额头和脸颊也闪着湿润的光泽，他很想学学孩子们，跟她行问候吻礼。可是在经过介绍之后，她只伸出手来，说：“我叫克拉拉，”“是K 字的克拉拉，”（即Klara ，而非Clara ）她又补充道。

　　“不是意大利人？”阿尔伯特问，他当然一下子就发现她是德国人。“不是，”

　　她说，“威斯特法伦的哈勒地方（在德国萨克森一安哈特州还有一个叫哈勒的地方，所以这里特别说明是威斯特法伦的哈勒）的人。”起码她是在那里出生的。

　　现在她生活在基尔（基尔，德国北部城市），在那里读大学。威斯特法伦的哈勒。

　　那是他的地方啊。马马虎虎算是吧。他没到过基尔，不过从圣安蒂科看起来也可以算是他的地方。都在德国北部，都是平原，淫雨肆虐，上天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让那里的人们向往南方。尽管此时他微微感到嫉妒北方。他嫉妒克拉拉，因为她来自威斯特法伦的哈勒。还因为她在基尔读书。

　　孩子们拉起年轻姑娘的手，催她再去玩，她问他来不来一起玩，他同意了，看一眼埃琳娜，她正和乔瓦娜及建筑师的妻子准备野餐。阿尔伯特脱掉鞋袜，高高卷起裤腿，跟着那姑娘和孩子们下了水。克拉拉说，她是学地理的，要写关于撒丁岛南部的毕业论文。她住在马克家，就是那个建筑师，他是她父亲的朋友。

　　她父亲是个建筑工程师，在全欧洲都有业务，有时也来撒丁岛工作，不过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北岸。阿尔伯特凝神听她说话。他喜欢昕克拉拉说话，她的语调让他忆起自己的童年，尤其是拉长重音的很特别的说法，他偶尔能听出自己也是这样说话的。克拉拉和两个孩子去玩了，他踏着浪花来回走。她玩球玩得很好，教给孩子们怎样像打排球那样发球和扣球。她们玩着玩着，移到了海水边上，离其他人远了。阿尔伯特跟着她们，只在球滚到脚前时才玩两下。克拉拉不但能颇为有力地发球扣球，她的弹跳力也很让人吃惊。两个女孩努力学她的样，也跳起来接球，再把球抛出去，克拉拉只得又跳起来，舒展开身体。一次，在她跳起来时，比基尼的上装滑落，阿尔伯特看到了她裸露的右乳。还在跳动中的她赶紧遮住胸部，同时瞧了一眼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沿着海岸走了一会儿，回来时看到克拉拉和两个女孩的速度放慢了，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将球抛来抛去。她们静静地玩着，几乎全无声息，聚精会神。阿尔伯特在离她们稍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不想打扰她们。他转头看看海滩上的其他人，海滩已半笼在阴影中。埃琳娜、乔瓦娜和建筑师的妻子站着说话，有一瞬间，阿尔伯特分不清三个女人中哪个是埃琳娜。在他认出她之后，他觉得她变矮了，变胖了。也许是因为她没穿泳衣，而穿了一件袍子似的披风的缘故。

　　这在撒丁岛就算是沙滩装了吧。阿尔伯特不知道埃琳娜还有这么一件衣服。她从来不穿泳装，这个他知道。他们也从来没一起去游过泳，尽管他们完全掏得起这钱。阿尔伯特一直认为，她之所以不穿泳装，是因为这样的她太美丽了。他也不能想象《洛克和他的兄弟们》中的克劳迪娅- 卡迪纳尔穿泳装是什么样子。也许埃琳娜的带帽风衣是向乔瓦娜借的，她也穿着一件相似的衣服，同样的蓝黑色，只是大几号。乔瓦娜这样穿，他不奇怪。她有充分的理由像孀妇一样将自己严遮密敛。埃琳娜没有这样的理由。在这一刻，他觉得这两个女人穿成这样，是在摆照相的姿势，为了旅行手册，为了一篇题为《时代变迁中稳定的中心：撒丁岛妇女》的文章。

　　埃琳娜发现了他，向他招手。该吃蛋糕了。大家聚拢来，在椅子和被单上坐下。孩子们拿了头一份，她们并不怎么起劲。她们更想吃的是冰淇淋，这片海滩上却没有。现在不能算是淡季了呀。孩子们狼吞虎咽又是没情没绪地吃蛋糕时，乔瓦娜去停车场叫马尔切洛。

　　乔瓦娜回来时，马尔切洛在后面跟着，腋窝下夹着一个车用收音机，放进原本装蛋糕的篮子里。克拉拉也来了，她已换过衣服，牛仔裤，T 恤衫，上面印着一个铁锚的图案，旁边围了一圈“大洋中的罗得州”（原文为英语）的字样。克拉拉挨着阿尔伯特在被单上坐下，说，没有比吃着巧克力蛋糕看海更让她喜欢的事了。阿尔伯特赞同地点头，然而他方才想的是，没有比与克拉拉挨得再近些更让他喜欢的事了。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听着马尔切洛与马克夫妇谈什么许可证手续的事。后来阿尔伯特问起克拉拉的学业和毕业论文，克拉拉回答，她写的是撒丁岛西南部阿尔布雷泽地区的地质构造，以前只从沉积岩和古生物学的角度研究过这个地区。还没等阿尔伯特说声“啊哈”，克拉拉笑着补充道，要是他愿意再弄明白些，她可以给他看看文字的东西。“不必啦，”阿尔伯特说，给她讲他这方面的事，说他正在分析卡拉瓦乔的“圣多马”。“怀疑的圣多马（原文为意大利语）”，他说，说到R 时像莱克那样发卷舌音。不过他这一招没能博得什么彩声，因为克拉拉一边把一块蛋糕塞进嘴里，一边问，不是叫“圣多马的怀疑（同上）”吗？对此阿尔伯特一无所知，从来没听说过。可是听人家的口气，他应该知道呀。他假装若无其事，回答说，当然两种说法都可以，不过在标准的作品索引中是叫做“怀疑的圣多马”，也就是说，这在艺术史上是约定俗成的叫法。

　　阿尔伯特拿不准克拉拉是否相信他的解释，看样子她对卡拉瓦乔和“圣多马”

　　也很熟悉呢。让他轻松的是，她只是信赖地看着他，像石荷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位于德国北部。基尔属该士州）人那样翻翻眼皮，阿尔伯特在她的眼睛里没看出一丝怀疑。她的眼睛不是单纯的蓝色，而是变幻着蓝色和绿色。当阿尔伯特还迷惑在她的眼波中的时候，一片阴影抚过她的脸，瞬间给她的眼睛又添上了一抹蓝灰色。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落在阿尔伯特的肩上，又揽住了他的腰。

　　这是埃琳娜。她在他身旁坐下，坐得很近，近得能让人察觉到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亲密的关系。阿尔伯特抗拒着自己想挪开一点的冲动。他不愿意与她挨得这么近。此时他不愿做未婚夫了，他宁可自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游客。虽然阿尔伯特一厘米都没离开埃琳娜，她却靠他更近了，一只胳膊搂着他，还在他背上摸了几下。最后，她把他的头拉到自己旁边，亲他的耳朵，他觉出来，她把舌头伸进了他的耳廓。阿尔伯特哆嗦了一下。不过他也觉得很舒服。按照常情，此时阿尔伯特应该回吻一下埃琳娜。可这里并不只有他们自己，克拉拉在看着他们。也许别人也在看着他们。再说埃琳娜穿的是一件像北非贝督因人穿的那种带帽斗篷。阿尔伯特想起他们第一次去动物园散步的事。他觉得，她那时在长椅上对他做的事，也没有穿着撒丁人的长袍吻他这么放肆。

　　也许克拉拉也是这样想的，她站起身来走开了。幸好别人没有跟着走开，而是在准备离去。乔瓦娜收拾起餐具，把剩下的蛋糕装起来，马尔切洛把车用收音机拿出来，拿它当个手提收音机似的，满怀希望地把几个钮转来转去。建筑师和他的妻子折起椅子，拿着它们向停车场走去。克拉拉向下走，去海边叫孩子们，她们马上向汽车跑去，因为她们觉得很冷。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车之后，马克和他妻子一边一个与大家吻别，孩子们跟马尔切洛和乔瓦娜上了车。克拉拉同样以意大利的方式与他们告别。阿尔伯特恍惚觉得，她拥抱他时比拥抱别人时问更长，更用力。她还说：“别忘了家乡。”这当然是句玩笑，但她的语气听起来是那么认真，就好像他一直滞留在高加索的一个草场村落中似的。可他只不过是在撒丁岛啊。从柏林到撒丁岛，这毕竟不算远啊。甚至可以说撒丁岛就在家门前。但他这会儿说不出这句话，而是说：“我很想看看文字的东西。关于撒丁岛南部的地质构造。还有沉积岩，古生物学，我也感兴趣。”

　　阿尔伯特的声音很大，大得能让别人也听见，免得以为他在跟克拉拉说什么悄悄话。克拉拉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沃尔沃，又收了回来，对阿尔伯特说，她乐意寄给他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反对的话，她还可以附上一篇讨论特乌拉达地区植物形成层的最底层如何确定的文章。特乌拉达就在附近。“当然，”阿尔伯特说，“那太好了。”阿尔伯特知道，五个大人和两个孩子都在注意听着，所以又提高了嗓门。他把他在柏林的地址给了克拉拉，她简单地说了声“谢谢”，把它塞进衣袋，上了车。在她把门关上之前，阿尔伯特跟她要地址。他该怎么把文章还给她呢？“我会写在信封上的。”她说，关上了车门。阿尔伯特说：

　　“好的，”不过这句话淹没在关车门的声音中了。

　　归程中，沃尔沃跟在他们后面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下了高速路就超了过去，一会儿就不见影了。马尔切洛比马克开得慢，因为车里有孩子。两个孩子与埃琳娜及阿尔伯特坐在后座上，用撒丁语玩着什么猜谜游戏，玩得兴高采烈。马尔切洛和乔瓦娜也说的是撒丁语，让阿尔伯特又产生了曾有过的感受：他是一个外来者，一个孤独的旅人，这感觉不舒服。撒丁岛孤独感在他体内攀升。也许这根本不是什么撒丁岛孤独感。也许是对克拉拉的想念。他琢磨着她为什么那么使劲地关车门。他很想跟她单独待一会儿。他很想碰碰她。比如她的右乳。或者她因为玩球而出了汗的背。他也想再听听她那把重音拉长的说话。然而此时他坐在马尔切洛的车里，昕着撒丁语的谜语，孩子们高声的笑，猜度着克拉拉会不会给他写信。如果是，那么她会寄到柏林去。他拜托一个朋友去查看他的信箱，把重要的信转寄给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收到什么信。或许没有什么重要的信，要么就是他那个朋友根本没当回事。也许是他没当回事。那他也不会把克拉拉的信当回事。

　　他必须亲自去看。而且他还需要新的关于卡拉瓦乔的材料。第一，他必须到国家图书馆去，第二，他必须去查看信件。他要跟埃琳娜说，他必须回柏林一段时间。

　　为了他的职业。

　　孩子们又玩了一会儿，觉得累了，越来越安静。不知何时她们一句话也不说了，听埃琳娜唱歌。她唱的是一支摇篮曲，不断重复着“阿尼尼呀，阿尼尼呀”，还有一句“好好睡吧”。这是一首忧伤的歌，充满怜爱，但它的镇静作用还是蔓延开来，先让两个女孩进入梦乡，又让阿尔伯特睡着了。直到汽车在埃琳娜家门前停下，阿尔伯特才醒来。他们下了车，道了别，但是马尔切洛在离开之前，又把阿尔伯特叫过来，把阿尔伯特办公室的钥匙递出车窗。他咧嘴笑着，勾着手腕，大大咧咧地让钥匙垂在车窗边上，好像那是一袋要偷偷扔掉的垃圾。阿尔伯特接过钥匙，有一种被马尔切洛耍了的感觉。这当然是胡思乱想。马尔切洛不是骗子，而是他热心的未来妻兄。也许他的帮助更多的是为了埃琳娜而不是他，可毕竟也帮了他啊。阿尔伯特道了谢，举起钥匙，转向埃琳娜，而她已经进屋去了。阿尔伯特赶忙跟进去。他想给她看看钥匙。可是她在开一瓶葡萄酒。这很不寻常，她很少喝酒，只在有特殊理由时才喝。阿尔伯特不知道今天有什么理由。他想，也许是因为克拉拉，要上演一幕吃醋的好戏，至少让她情绪糟糕。但埃琳娜不是爱吃醋的女人。他把钥匙给她看，她只耸耸肩。阿尔伯特问她是否为了什么而庆祝。

　　埃琳娜抬眼看看他，回答：“为我们。”从她的眼神里，透出了两层意思：一，她想跟他睡觉；二，她随时可以不再跟他睡觉。幸好这两层意思对阿尔伯特的刺激程度是相等的。他发现，埃琳娜不像下午那样显得又矮又胖了。恰恰相反。她还是那样修长，婀娜，这也是因为她的姿势，主要在于她舒展的曲线，就像体操运动员或是跳水运动员的预备姿势。她还穿着那件寡妇式的风衣，但下身换上了牛仔裤，腰问扎着一件T 恤衫。而且她还穿了一双黄色的慢跑鞋，上身一件橙色背心，彩虹绸的料子，绣着曲曲弯弯的金色图案，显然是手绣的。这不是阿富汗的嬉皮背心，而是一件昂贵的上品。埃琳娜敞开背心，风衣上面的几个钮扣也解开了。阿尔伯特发现她没戴胸罩。可能她也没穿内裤吧，阿尔伯特想。埃琳娜的形象结合了地中海的优雅，淑女的慵懒，农家女的纯真，怎能不诱人呢，她只把两根手指搭在他的腕上，就让他乖乖地跟进了卧室。

　　他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脱衣服。他们只脱掉了最必须的，做爱，喝酒，再脱衣服，再做爱。不知何时，埃琳娜把那件很贵的背心又套在赤裸的上身。一切都几乎是在完全的寂静和幽暗中进行的，他们没有开灯，只点上了家里惟一的一枝蜡烛，放在床头小桌上，并不太亮。光线是这样昏暗，他们身体的轮廓都是朦胧的。

　　埃琳娜是朦胧的，阿尔伯特是朦胧的，这问屋子，这所房子，整个撒丁岛，都是朦胧的。阿尔伯特觉得，自己既在撒丁岛上，又在柏林，同时又在基尔和威斯特法伦的哈勒。忽然，还处在半兴奋状态的埃琳娜伸手摸到床边的开关，打开了灯。

　　在这一瞬间，他恍然自己只是在撒丁岛上，不在其他任何地方。和其他房间一样，卧室的天花板上也有一只日光灯管，但他们向来只开床头灯，从来不用顶灯。而此时顶灯亮了，还专心于埃琳娜的阿尔伯特紧闭上眼睛，想要抗议。他还没说什么，埃琳娜推开他，坐起身来，脱掉背心，穿上T 恤衫，不过没穿内裤，对阿尔伯特说：“我不想要了。”而阿尔伯特还想要，两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先是没有反应，然后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望着他。她的眼睛闪着波光，仿佛泫然欲泣。这却不是他此时所关心的，两手还想继续向上游移。她没管他，但只移了几厘米，她便说：“够了。”又说：“我不想要了。”这声“够了”斩截得让阿尔伯特连动动手指都不敢了。很清楚，她不想再与他做爱了。也许她也不想体验刺激的高潮了。她已经临近高潮了啊。他也是。他一直处在临近高潮的状态，直到她说：“我想一个人待着。”

　　阿尔伯特下了床，胡乱穿上衣服。别指望高潮了。这时他想上厕所，他忽然觉得肚子难受，肠胃在造反，埃琳娜想一个人待着的要求让他消化不了。而且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让他离开这房间？还是这所房子？阿尔伯特生气了，怒气缓解了腹痛，让他更生气，他回敬道：“你已经是一个人了。”话音未落他就后悔了。这是一时冲动的话，是一记言语的重击，虽然不致命，却会造成内伤，让灵魂流血。他真想请求埃琳娜原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她还坐在床上，抽烟，喝酒，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她还是没穿内裤，他不但看到了她光滑无毛的双腿，也看到了她的私处。阿尔伯特想，虽然她不想要高潮，却像一个没有草裙的特罗布里恩德的孩子，等待着kayta.只是特罗布里恩德孩子不抽柔和七星，也不喝特雷·布鲁奈葡萄酒。阿尔伯特还看到了他在半明半暗中没有注意的东西：埃琳娜剃掉了耻毛。虽然没有完全剃掉，但她那成熟女人的毛绒绒的部位却变成了一个小姑娘的神秘三角区。阿尔伯特爱小姑娘一样的埃琳娜，爱得不敢对她略有亵玩。同时他想，她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打扮自己。是在练手艺？拿自己的身体来练手艺？他想不应该是这样吧。她有足够的机会在她的顾客身上练习。阿尔伯特想起了那个波斯人。东方人喜欢小姑娘似的女人。尤其是已婚的东方人。

　　阿尔伯特还想起了那件背心。如果它不是阿富汗式嬉皮背心，也许就是波斯式的高级时装。这是马尔切洛咧嘴笑的原因吗？此时阿尔伯特很想吵一架，给埃琳娜看一场争风吃醋的好戏，尽管他并不认为她跟那波斯人还藕断丝连，但他还是想跟她吵架，为的是之后跟她做爱。不在烛光下，而在日光灯下。但是，别指望了吧，他从她的脸，她的黑而倦的眼睛里看得出来。埃琳娜又倒了一杯酒，她一个人几乎喝光了一瓶。她又说了一逮，她不想要了。阿尔伯特勉强回答，他明白，一边高举起双手，掌心向着埃琳娜，像是在表明自己的诚意。她依然轻言细语地，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似的，又补上一句，说她建议他们分开一段时间。

　　阿尔伯特一言不发。但是他能感觉到一阵痛楚在他的胸腔里扩散。他明白，这痛不是真的，尽管他觉得疼，觉得真实。然而，此时他完全没有必要难受或者伤心。事实上，埃琳娜所说的，正是他所想的。只是她不屑于找任何理由，让他的计划怯懦地落空了。他本来想说什么为了论文，什么迫切需要去图书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他想念柏林，想念他的家，他的会有克拉拉的信在里面等他的信箱。事实是，在他第一次踏进埃琳娜的美容院那一瞬，一条标语便在他脑海里飘扬，上面写的是：我不愿在一家撤丁岛上的美容院里生活。他忽略了这条标语。

　　在他头脑里总是飞扬着什么字句，他不能每次都将它们当真。然而有时候，那里面的某句话却是应当生效的。

　　他们还是又一次做了爱。不是在日光灯下，而是在用布蒙着的床头灯的灯光下。之前他们说好，阿尔伯特后天就回柏林去。至于阿尔伯特回卡波尼亚的时间，以后再打电话商定。阿尔伯特知道，永远也不会有这个电话了。埃琳娜一定也明白。但是他们两个都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一次暂时的别离。他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心里会舒畅些，不那么痛苦。埃琳娜，这个向来不绕着真实走的人，大概是因为听天由命吧。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她让了步，又一次与他做爱。也许只是因为酒。阿尔伯特的温存似乎给她以享受，一会儿，她却沉人半梦半醒之中，几乎无知无觉地任他摆弄。他第一次体验到这样的她。她仿佛将自己完全交给了他，似昏似痴，成为一个完美的祭品，阿尔伯特真想变成一个毫不懂得怜香惜玉的粗暴情人。真想变成那个波斯人。然而他不得不承认。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偶尔他还能让她提起一点兴致，轻轻呻吟几声，却又没有下文了。他多想永远继续下去啊，便开始琢磨种种可行的把戏。可是，据说女人在做爱时也能想着家务或者去做头发。阿尔伯特想，回程要订一张船舱里的床位，让自己放纵一下吧。他又想起克拉拉泛着汗光的肩。想到克拉拉，他多少有了点活力，动作快了些，埃琳娜也有了相应的反应。忽然，她好像完全没了兴趣，将阿尔伯特从身上推开，眼睛都没有睁一下。也许她已经有过高潮了。有些女人会有高潮的幻觉。可是埃琳娜却像是向他遮掩着什么。她表面上平静如常，内心却像痉挛一样撼动震荡。阿尔伯特听过一次关于拉奥孔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上读到了温克尔曼（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的《论绘画和雕塑艺术中对希腊作品的模仿》，温克尔曼在文中将巨蛇缠身的拉奥孔形象与大海相比，说海底深处总是平静的，海面上却可能是怒涛汹涌的。跟埃琳娜很相似——不过是掉了个儿。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深处却怒潮奔腾。此时，埃琳娜不再愤怒了，从她臆造的迷蒙进入了真正的沉睡，让阿尔伯特别无选择，只好睡觉。

　　接下来的一天，两人照样平平静静地度过。埃琳娜接待顾客，阿尔伯特到蒂莱尼亚船运公司订了一张船票。船舱已没有床位了，就是说，他只能在号称上层沙龙的躺椅上过一夜。他还是订了票。他不想等，就连这一天，在卡波尼亚的最后一天，他也嫌太长。晚间他们各过各的，埃琳娜去串门，阿尔伯特收拾行装。

　　他没去跟马尔切洛、乔瓦娜及孩子们告别。他还会回来的呀。他只是到柏林去借几本书而已。他一个人吃了晚饭。最后又一个人上了床，等了一会儿埃琳娜。半夜醒来时，她躺在他身边睡着。阿尔伯特想起了温克尔曼，他说希腊的经典作品是高贵的质朴，是静穆的伟大。埃琳娜并非质朴，更谈不上高贵的质朴，然而她像一幅沉静的惊艳之作散发着光芒。尤其是此时，在静态中，完全像温克尔曼说的那样。她是痛苦，还是忧伤，你看不出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仿佛还没有脱离静态。她做了早饭，把昨天去串门的情形讲给他听，还说跟马尔切洛谈了扩建二楼的事，他答应夏天给她帮忙。阿尔伯特吃得很少，提前出发去汽车站。她想送他到车站，他拒绝了，她也没有坚持。

　　在他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她摸摸他的头发，将一个吻印在他的唇上。他两只手里都有行李，想拥抱她一下，却没有放下行李，弄得他和她都险些摔倒。她接过一件行李，放在地上，说了声“小可怜儿”，又吻了他一下。她提起行李，塞进他手中，走进屋里去了。她说“小可怜儿”，这次阿尔伯特不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坐在公共汽车上，看到自己映在车窗上的影子，无奈地发现自己变样了。他的模样相当寒酸，这不能否认。苍白的脸，湿润的眼睛，凹陷的下巴和脸颊。他身上没有波斯人的气息。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他不像个北德人了。幸运的是，自己的影子让他瞌睡了，在到卡利亚里的大部分路程中，他都在睡觉，上渡轮时脑袋还昏昏沉沉。船慢慢离开卡利亚里港，离开礁石密布的撒丁岛海岸。

　　这时，他发现马尔切洛的钥匙还在夹克口袋里。两把钥匙，一把开铁栅栏的，另一把开门的。他克制住自己，没有把钥匙扔进海里，而是扔进了所谓上层沙龙里的垃圾箱中。

(全文完)